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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发改地区[2011]1185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11]61号）精神，现将《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印发你们，请根据职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推动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又好又快发展。

附件：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


附件：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和《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推进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特制定本方案。示范区设在连云港市连云区，包括徐圩新区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连云港国际商务中心、连云港区、连云港保税物流中心。
一、设立背景
合作基础。连云港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西连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中西部省（区），东与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隔海相望，是中西部地区便捷的出海口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连云港以港口为核心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以国家级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为主体的开放载体功能逐步完善，对中西部地区的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目前，中西部地区在连云港设立商务办事机构260多家，连云港港60%的货物进出口服务于中西部地区，连云港与新亚欧大陆桥沿线重要城市在物流、产业等方面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重要意义。在连云港设立示范区，有利于发挥新亚欧大陆桥便捷的出海通道作用，更好地服务中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升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促进资源的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发挥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展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探索新时期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创新统筹区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
二、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服务中西部地区发展为宗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提升出海通道功能，着力完善合作服务体系，着力建设产业合作基地，着力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强化对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地区的服务和支撑作用，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加快培育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探索新路径。战略定位。立足连云港，依托大陆桥，服务中西部，面向东北亚，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推动东中西良性互动，全方位拓展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徐圩新区为先导区，建成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东中西产业合作示范基地、区域合作体制机制创新试验区。主要目标。到2015年，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能力显著提升。港口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大陆桥沿线地区出海更加便捷高效；区域合作服务平台初步形成，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产业合作基地建设初见成效，与中西部地区产业分工更加合理、协作更加紧密；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要进展，东中西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到2020年，示范区全面建成，服务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功能更加完善。以港口为核心的综合交通枢纽作用充分发挥，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合作服务体系更加完备，东中西区域产业合作层次进一步提升，促进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
三、功能分区
适应中西部地区开放合作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划分功能分区，更好地服务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代物流服务功能区。布局在连云港港和相关的物流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集国际运输、分拨转运、仓储配送、临港加工、交易及配套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区域性物流中心，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产业合作功能区。布局在徐圩新区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建设服务中西部地区的进口资源加工基地、出口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积极承接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和日、韩等国家产业转移，打造东中西产业合作的集聚区。——商务服务功能区。布局在连云港国际商务中心和徐圩新区。进一步完善连云港国际商务中心的服务功能，配套建设徐圩新区云湖商务核心区，打造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商务服务平台，提升服务中西部地区的能力。——科技和人才服务功能区。布局在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徐圩新区。重点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支撑产业发展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基地，打造面向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和人才服务平台，加强东中西科技和人才的合作交流。——生态功能区。布局在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徐圩新区以及主要河流、公路、铁路沿线。重点建设开敞绿色生态空间和防护隔离林带、生态隔离区，加强海洋及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构建优美的滨海景观，着力打造低碳生态功能空间。
四、提升出海通道功能
完善开放服务功能。围绕打造中西部地区便捷高效的出海通道，大力发展集装箱干线运输，积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开辟集装箱远洋干线航线和加密航班，进一步提升连云港港集装箱过境运输能力和效率。积极推进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整合发展，完善服务周边地区及内陆腹地的保税物流体系，大力发展国际中转、配送、采购、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建设面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集中采购平台和连接中西部地区的现代物流中心。鼓励国外大型企业在示范区设立区域性总部和研发生产、采购配送、商品交易中心，并向中西部地区拓展分支机构。建设综合交通枢纽。加强与中西部地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对接，支持大陆桥沿线重要城市共建共用连云港港。进一步提升连云港港口通过能力，重点实施深水航道疏浚工程，根据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建设矿石、原油、液化天然气等大型专业化深水泊位。打通陇海兰新铁路客运通道，进一步提升新亚欧大陆桥铁路运输能力。规划建设疏港铁路及集装箱办理站，大力发展海铁联运和铁路集装箱运输。加强徐圩新区铁路支线、骨干公路、内河航道建设，提高对外运输能力。健全口岸“大通关”体系。支持大陆桥沿线城市在海关、检验检疫、边防检查等方面开展跨区域口岸合作，推进“属地申报、口岸验放”的通关模式。在大陆桥沿线节点城市合作建设物流场站，大力发展海铁、海陆等多式联运业务。充分发挥国家口岸的作用，加强港口、铁路间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建设具有通关、物流、商务等应用功能的大通关信息平台。
五、完善合作服务体系
完善金融服务功能。鼓励国内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示范区设立分支机构，大力发展金融中介服务，积极引进一批高级金融管理人才，建立便捷高效的资金结算、票据贴现、证券发行、信托投资和保险等投融资服务体系，为中西部地区企业发展进出口业务提供金融服务。完善商务服务功能。在连云港国际商务中心重点建设航运交易市场和口岸一站式服务平台，设立中西部地区驻连云港办事机构集中区。在徐圩新区云湖商务核心区建设大陆桥沿线地区产品展示展览中心，组织开展面向中西部地区的会展活动。完善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功能。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引导科技研发和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大力推进产学研联合，支持科研院所和企业相互转让先进适用技术和专利、商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构筑服务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技术合作和交易平台。完善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功能。加大大陆桥沿线地区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力度，通过整合并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和培训基地，提高相关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促进人力资源跨区域合理流动。建立健全有利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六、建设产业合作基地
建设进口资源加工基地。鼓励利用临港产业园区与中西部地区进口资源深加工企业合作建设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精品钢材等加工基地，降低物流成本，形成紧密型产业链，增强中西部地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建设出口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利用现有港口条件，大力发展海铁联运，鼓励中西部地区外向型企业在示范区建设出口产品加工分装、装备制造出口组装等专业化生产加工基地，为大陆桥沿线地区产业发展提供配套服务。建设产业承接与转移基地。积极承接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重化工业转移，建设临港产业基地。依托现有高技术产业基础，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实力，增强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辐射能力。
七、创新合作体制机制
创新收益共享机制。研究建立产业跨行政区转移的利益共享机制。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的收益由合作各方分享，项目投产后产生的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合作双方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分成，具体实施办法由双方研究制定。创新建设管理机制。鼓励中西部地区在示范区设立“区中区”、“园中园”，采取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参与示范区建设，积极探索加强产业合作和共建共享基础设施的新模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和联动发展。创新科技合作机制。支持大陆桥沿线地区企业和科研院所围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进行联合研究开发，形成优势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积极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建立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共建的体制机制。创新环境管理机制。研究实施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方案，探索开展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初始权有偿分配和排污权交易，加快建立排污权跨区域、跨产业调剂交易制度，对其他地区转移的重大产业项目试行环境保护指标单列。强化环境监管和应急能力。探索建立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的联动机制，对已开展规划环评的产业基地中的重大建设项目环评适当予以简化。
八、支持政策
财政和投资政策。国家对示范区建设给予一定的支持。赋予示范区相当于省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项目管理权限。土地政策。国家在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合理安排江苏省用地计划指标，江苏省根据建设需求和进度安排对示范区用地指标给予适度倾斜，保障港口集疏运体系等重点工程建设。加大对港口航道、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用海的政策支持力度，依法减免海域使用金。加强围填海项目审查，严格控制围填海规模。开放政策。支持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发展；支持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支持企业发展服务外包，建设服务外包园区。建立陇海兰新铁路运输协调机制，开通郑州至连云港港双层集装箱“五定”班列，研究制定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地区到连云港港的集装箱“五定”班列运价优惠政策。金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和上市融资。允许示范区在发展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创新外汇管理制度等方面开展先行先试。
九、组织实施
江苏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意见，明确工作分工，落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出海通道、产业合作基地和合作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推进示范区建设各项工作。大陆桥沿线省（区）要积极参与示范区建设，切实加强产业、物流、科技、信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强化对示范区建设的腹地支撑。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与协调，在政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创新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要加强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帮助解决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发展改革委要加强跟踪分析，做好督促检查工作，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推进示范区建设，事关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大局。各有关方面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协调，通力合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共同推动示范区建设，努力开创东中西区域合作新局面。

试论合同诈骗罪
Discussion On the crime of contractual fraud
周冬平*：男，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4年级本科；四川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2008级研究生。


【摘要】新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一般诈骗罪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本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性强、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上，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纠纷、民事欺诈一直不能很好的界定清楚，这是罪与非罪的关键。因此，本罪的认定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疑难的问题。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要件，本罪中“合同”的含义，本罪与民事欺诈及合同纠纷的区别等提出自己的观点，希望能通过本文促进司法实践正确的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   合同   民事欺诈   合同纠纷

【Abstract】：New Penal Code provides the crime of contractual fraud is a speci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fraud. The crime of contractual fraud has retained the general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fraud, but also demonstrated its own particularity. The crime is the illegal posse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using the cover of the contract means, hidden strong, the situation is a complex fraud.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crime of contractual fraud and contract disputes, civil fraud has not been well defined clearly, it is the key of crime or not. Therefore,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crime is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more difficult issues.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contract fraud, crime constituted elements of this crime, "Contract’s" mean,the differences in this crime and civil fraud and contract disputes,and so on. Put forward their point of view we hope that this promotion of judicial practice,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and punishment of such crimes.

【Key words】：the crime of contractual fraud Contract Civil Fraud Contract Dispute

正文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颁布）第二百二十四条][1] 在此之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罚。[[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８５３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二条][2]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贸易活动的繁荣，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日益增大。立法机关鉴于此类犯罪极大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因此，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在符合立法要求的前提下，将合同诈骗犯罪规定为新罪名。虽然合同诈骗罪被确定为新罪名，但是由于新刑法相关规定过于笼统，加之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本文试将综合我国合同法、民法及刑法的基本理论作探讨，以达到有利于在司法实践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目的。
一、合同诈骗罪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前进，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合同欺诈行为以及真假合同，阴阳合同等问题日益增多，我们在日常的经济交往中应该加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分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当合法的交易秩序。合同诈骗罪是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在所有的诈骗犯罪案件中，合同诈骗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已成为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类案件占全部诈骗犯罪的50％以上，个别地区甚至高达80％以上。[[3] 张成法.论合同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特点、成因及防范对策.辽宁：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01期][3]此类案件不仅严重损害了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和顺利发展。1979年《刑法》只把合同诈骗作为诈骗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并没有将之单列。
关于是否单列合同诈骗罪，在立法之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赞同的学者认为：虽然本罪与诈骗罪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两者在构成要件上存在巨大差异。合同诈骗罪不仅侵犯了财产的所有权，更主要的是侵犯了合同管理制度。[[4] 陈兴良主编.经济刑法学(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0:109-110][4] 否定者认为，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方式多种多样，形势严重。虽然发生了不断的变化，只要符合诈骗罪的法律特征，虽作案方式不同，也不能影响诈骗罪的认定，决不能根据不同时期主要作案方式上的不同而去增设新罪名；增设新罪名必须考虑到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能将其当成一种权宜措施。[[5] 董鑫.对合同诈骗罪几个问题的探讨.载《经济体制改革与刑法》.四川: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261-262][5]
笔者认为，规定本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当前以合同诈骗方式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犯罪形势严峻，刑法的作用除了最直接的规制犯罪、惩处犯罪外，还有教育与警示的作用。鉴于当前经济发展的任务重大，那么单列确定本罪则是符合我国刑事政策的立法活动，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市场化繁荣稳定发展。
二、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辨析
（一）、本罪中对“合同”的理解
对于本罪的“合同”的理解直接关涉罪与非罪的关键，因此对其认真分析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对合同作了详尽的规定，是指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而达成的协议，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我国民法规定的各项原则。如：平等、自愿、公平公正、诚实信用、不违公序良俗等。同时，合同主体的身份地位也应当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我国合同法对各种类型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作了详细的规定。但刑法理论上并没有对合同诈骗罪中“合同”如何界定进行深入的讨论，而且缺乏立法说明。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不包括非经济合同。随着合同法的颁行，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时被废止，但是对什么是经济合同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而合同法中未沿用经济合同的概念，这表明经济合同已丧失了其原有立法基础。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合同法的修改，经济合同的内涵和外延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合同法中没有提到对经济合同和非经济合同的区分，所以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为广义上的合同。
此处的“合同”性质，应以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基础。因为犯罪的本质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是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直接反映。犯罪客体揭示了犯罪的危害本质，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根本的标准。因而，确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的性质，应以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依托。合同诈骗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秩序，还包括当事人的合法财产，合同法保护的合同管理制度。刑法将本罪放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一章，说明此处的“合同”应该指向经济领域的合同，以规范市场秩序。如果不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合同，不能满足危害市场经济这个要件，则应该以普通诈骗罪认定，例如无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赠与合同等。另外，刑法没有规定此处的“合同”是否必须满足形式上的要求，即是说，此处的合同可以是符合合同法要求的任何形式的合同，并不以是否为书面合同为要件。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以满足合同法所要求的合同形式的诈骗犯罪，都应该以本罪认定。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合同应为法律所保护的合法的合同（更准确的说是从受害一方来看为合法的合同）。
因此，笔者认为：根据现行民事合同制度的规定以及刑事立法，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签订与履行行为均受市场秩序规制的，形式上满足民事合同的构成要件的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的概念辨析
大多数专家学者对合同诈骗罪下的定义类似：指以非法所有或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6] 张明楷.刑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63][6] 这是按照刑法224条之规定得出的，但是另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合同诈骗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诈骗就是指一切利用合同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狭义的合同诈骗罪是仅指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7] 沙君俊.合同诈骗罪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5][7] 另外，如侯国云教授等一些学者认为，本罪并无单列的必要性，甚至认为被单列的其他八种类诈骗罪也无必要单列。因此，侯教授等人对合同诈骗罪所下的定义是从广义的诈骗罪再到具体的以合同为诈骗手段的狭义角度来定义的。
笔者认为，对本罪的概念做出合理的辨析，还需看是否赞同立法机关将本罪单列的做法，因此分为学术上的概念定义和司法制度上的概念定义。结合上文有关“合同”的讨论，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定义应从狭义的角度去规定。首先，如果是保险诈骗、贷款诈骗等法律规定之特殊形式的以合同为诈骗手段的犯罪，应该按照相应之单列罪名处罚。其次，如果是在非经济活动中或者合同不为法律所保护时，类似的诈骗犯罪应交由普通诈骗罪处理，这才是立法目的。在学术上只要有充足理由，是允许有不同解释的，而司法实践中则应该严格遵循立法者的本意。
（三）、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本罪在司法实践中时常难以认定，特别是在当今市场交易中合同种类日新月异，合同诈骗手段不断更新的情况下。因此，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详细分析是关涉到辨别罪与非罪、情节是否严重的关键。而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分析还必须结合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与结果的因果关系理论、故意之认定等等刑法基本理论。否则就会陷入一种危险的状况：在难以恰如其分给犯罪分子定罪量刑的困境下产生第二个连锁问题，导致另一个极端——给无罪之人加上犯罪的枷锁，大量产生如佘祥林案一样的司法不公案件。对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如下：
1、本罪主观要件的认定
犯罪分子必须具有主观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本罪的故意仅指直接故意吗？学界和司法界对间接故意能否成为本罪的主观要件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本罪属于欺诈的智力型犯罪，犯罪行为得以实施的前提就是不法分子对经济活动中合同行为有所了解（此处不考虑共犯问题，只探讨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并且，法律规定必须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如果是间接故意，那么就不可能再要求犯罪分子以积极的合同欺诈行为去占有他人财物这一主观目的。既然要求有主观犯罪的动机，且是强烈的犯罪目的，那么就不可能心存放任或者疏忽大意的心理状态出现。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
笔者认为“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存在问题。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不能直接获得，只能通过具体的行为得以推测，那么本罪通过哪些行为去推测具有此犯罪目的呢？刑法224条规定了五项行为，但是这五项规定与民事的欺诈行为可能竞合，会不会存在虽具有刑法规定的行为但是行为人并没有该犯罪的目的，而是民事欺诈的非法经营或者合同纠纷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如何区分民事欺诈、合同纠纷以及立法如何完善将在下文详细论及。
2、本罪客观要件的认定
按照犯罪构成系统论，犯罪客观构成要件的含义是指：犯罪活动客观的、外在的表现，它是连结犯罪主体与犯罪客体的中介。[[8] 何秉松.刑法教科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37][8] 本罪客观要件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采用以上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如果有刑法规定的以上特殊危害行为，但数额并未达到法定情形，仍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另外，口头合同等非正式合同能否成为本罪的客观要件上存有争议。在上文论述“合同诈骗罪中合同”部分，已指出了笔者的观点，即形式上合法饿口头合同，如在经济活动中的约定，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同应认定为本罪的客观对象。
3、本罪主体要件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注意从单位犯罪的犯罪意志整体性和利益归属团体性两点把握究竟是个人合同诈骗罪还是单位合同诈骗罪。对表面上以单位名义实施而实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9] 肖中华.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与处罚.载《刑事司法指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17][9] 实践中还可能存在为个人谋利的同时又为单位谋利的情况，应该看是否符合多个犯罪构成，具备多个犯罪构成时应该分别定罪量刑。
4、本罪客体要件的认定
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简单来看，本罪侵犯的客体包括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市场经济秩序和当事人合法的财产所有权。但是深入分析后会发现对本罪客体要件认定仍然存在疑难：首先，合同法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成为侵犯当事人合法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但刑法并没有对此处的合同做任何解释，那么对其理解不同可能导致对本罪法益理解的偏差。其次，犯罪行为达到何种程度危害方能理解为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这也是实务中律师重点为当事人辩解的地方。一般认为只要犯罪数额到达了法定标准，并且犯罪行为符合刑法具体规定就认定为达到了足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三、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两个问题的分析
（一）、本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
区分合同诈骗与民事诈骗的意义重大，它同样是认定罪与非罪的关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67条规定可以得知，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其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它与合同诈骗罪主要区别如下：
1、二者的主观目的不同。民事欺诈对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之侵害程度，比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法益要轻。民事欺诈要求的主观目的是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达到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也可能引起他人做出一定错误“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无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想法。其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自己却不履行任何约定的义务。“牟利”与“非法占有”成为了区分二者的分水岭。牟利说明侵害人的行为保持了合同的基本利益，间接或者部分侵害他人权益。而“非法占有”则是对整个合同，包括合同行为的否定，是在积极主观心态（非法且整体的占有）驱使下的直接行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内容的主观故意，而民事欺诈则仍是需要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的主观故意。
2、二者在客观表现上有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合同诈骗罪是积极作为的犯罪；而民事欺诈行为则既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合同诈骗罪的预备阶段还可能构成其他犯罪，而民事欺诈不存在犯罪行为的问题。（2）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情节严重，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严重的危害程度。刑法并不是规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具有当罚性的行为才被规定在刑法中。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已经达到了需要由刑法来调整的程度；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尚未达到需要刑事法律规制的程度，仅由民事法律来调整。（3）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按照合同内容履行的事实。如果不法分子根本没有打算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且一开始就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就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如果不法分子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且履行了合同规定的义务，仅以非法营利为目的，就不能认定为犯罪。（4）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为了欺骗、隐瞒受害人，往往采用冒充合法身份来达到目的，如利用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不法行为，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刑事理论关牵连犯理论去认定犯罪；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假冒合法身份，如果构成了其他犯罪，民事欺诈行为不能单独构成一项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意思表达，但因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属于民事纠纷调整层面的范畴。而合同诈骗罪是犯罪分子随着经济活动中合同的频繁，利用合同手段进行诈骗的犯罪。因此，刑事领域的合同诈骗犯罪往往和民事领域的合同纠纷联系在一起，难以辨别区分。这也是刑事领域与民事领域交织甚多的一块。笔者认为，要深刻的认识二者的差别所在，避免罪与非罪的错误认定，就需要对两者的行为人主观目的、行为人主体资格、行为人履约能力、行为手段以及其他因素深入分析。但是，这些方面均不是唯一的认定尺度，还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形成证据锁链，才能正确的区分二者。下面是笔者对解决此问题的看法：
1、行为人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本罪构成条件
在签订或者履行合同的实践中，往往能够通过行为人的主体身份认定出行为人主观目的所在，进而结合其他证据断定行为人是否存在犯罪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采用以下恶劣的行为冒充有资格主体，则应视为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他人产物的目的：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头、租赁人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
2、从判定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认定是否存在犯罪
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履约的实际能力如同对行为人身份的考察一样，也可以结合其他证据得出是否存在犯罪的主观目的。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笔者认为，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反之则无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与其财产状况、资信状况等密切相关。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是具有或者虽签约是不具有，但是在履约过程中具备条件的视为有履约能力。另外，行为人虽不能履约，但是有合法的担保，不至于令相对人完全损失的也不应认定为欺诈。且必须同时满足行为人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