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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意见

琼府〔2007〕41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保障工作，大力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全省初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基本框架。但是，我省目前还存在社会救助面较窄、救助标准偏低、救助资源分散、整体救助能力不强等不足，社会救助水平与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还有不小差距。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救助能力和水平，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要充分认识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救助体系，是国家为了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吃饭、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突出困难而建立起来的救助制度。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是构建和谐海南的客观需要。各级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推进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二、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从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以社会互助为补充，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努力构筑以城乡低保、灾民救济、五保供养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医疗、住房、教育救助和就业、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制度为辅助，城乡一体化、管理规范化、组织网络化、服务社会化的多层次、广覆盖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权益，促进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在组织实施工作中，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贫困群众实施的一种单向、无偿的援助行为。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各级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发挥主导力量，同时也要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二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社会救助体系要统筹规划，兼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配套联动，协调发展。
　　三是法制保障，规范管理。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规范救助程序，推行“阳光”救助，使社会救助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四是资源整合，优化配置。整合政府各部门的救助资源，形成综合配套的救助合力，整合和动员民间各方面的资源，形成社会互助合力，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整体水平和效益。
　　五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根据政府财力，量力而行，从解决贫困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有步骤、分阶段地组织实施，由点上突破到面上扩展，由单项突破到系统完善，逐步形成全面、规范的社会救助体系。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一）健全灾害应急救助制度。落实救灾工作分级管理体制，健全灾害管理的应急机制、协调机制、社会动员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完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落实救灾物资储备制度，提升灾害紧急救援能力，确保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24小时内灾民的吃、穿、住、饮用水、医疗等救助措施到位。完善对灾后恢复重建和荒情救济管理，全面推行灾民救助卡制度，突出重点，分类救济，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依据《海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定》和《海南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要求，加强和规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切实把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指数及财政承受能力，适时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健全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推行分类管理、重点保障，对重病、重残、孤老（儿）等低保家庭，适当提高补助水平，进一步缓解他们的实际困难。
　　（三）落实农村五保财政供养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精神，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作为农村社会救助工作的重点，把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供养范围，实行财政负担、应保尽保。要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制度，确保农村五保供养资金按月足额发放。要切合实际、科学制订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在不低于每人每月110元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测算，确保供养标准不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帮助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改善生活条件。要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和管理，推进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设备、资金，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不断改善五保对象居住条件，提高服务水平。要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四）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各地要按照中央和我省有关城乡医疗救助规定，积极实施城市医疗救助工作，规范农村医疗救助程序，对低保户、五保户、特困户和其他有突出医疗困难的城乡居民，通过定点就医、费用减免和专项补助相结合的办法给予救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城市居民，在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由政府资助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尚未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一般疾病患者在定点医院就医，实行费用减免政策。同时，在救助对象中的大病患者除享受优惠减免政策外，根据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数额，按比例给予限额救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村居民，由政府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大病患者，除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外，根据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数额，按比例给予限额救助。对生活特别困难的重度残疾人视情况给予特殊照顾。
　　（五）完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认真落实《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及民政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6〕6号）等相关法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救助管理设施建设，建立救助管理工作规范，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创新工作方式，提高救助管理工作水平，依法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
　　（六）建立和完善教育救助制度。根据《海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工作实施细则》和《海南省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杂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切实抓好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一补”（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落实。对特困家庭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适当减免学杂费，并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补助。对特困大学生，在实行限额救助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校内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等扶持制度，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积极开展社会捐助、结对帮扶助学等活动，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辍学。
　　（七）建立和完善住房救助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对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实施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的廉租住房制度。对住房困难、无建房能力的农村低保户和特困家庭，政府给予适当资金补助，减免有关费用，由村集体帮助建设和修缮，解决其住房困难。
　　（八）规范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经济困难标准和办案补贴标准，完善经济困难当事人证明制度和具体操作程序，畅通援助渠道，简化审批程序，扩大援助范围。对符合援助条件的城乡困难居民的涉法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按规定给予必要的诉讼费用减免或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九）建立和完善就业援助制度。认真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促进困难群体就业和再就业的扶持政策，以新增就业岗位为目标，以强化就业服务为手段，以加大资金投入为保障，支持和鼓励困难群体就业。对享受城市低保的就业困难人员、因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优先落实帮扶政策，优先提供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帮助其尽早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实行救助渐退等鼓励政策，可规定低保对象在就业初期的一定时间内，继续享受低保补助。加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缴、管理以及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落实国家对福利企业的扶持政策，促进残疾人就业。对符合救助条件的优抚对象、老年人、残疾人，给予优先、重点救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四、加强领导，全力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一）建立政府领导、归口管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统一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积极参与，密切配合。民政部门是社会救助工作的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综合协调和管理职能，协调有关部门搞好各种困难群众的评定、审核、统计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政府投入的社会救助资金预算安排，对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监督；卫生部门负责落实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制定并督促落实医疗减免政策；建设部门负责城市困难群众的住房救助工作；教育部门负责教育救助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人事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工作，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司法部门负责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公安、交通、城管、卫生等部门要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自身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保证社会救助的必要投入。各级政府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社会救助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加大社会救助资金支出比例和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落实社会救助必需的资金，保证各种社会救助工作的正常开展。要引导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发挥慈善等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作用，为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补充。要加强对社会救助资金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监督，保证各项社会救助资金的合法、有效使用。
　　（三）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救助管理服务网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托乡镇、街道办事处现有的社会保障和民政工作机构，整合功能，明确责任，充实力量，建立城乡基层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并以乡镇、街道办事处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机构为平台，对各级政府提供的救助，实行救助对象一个口向上申请、救助款物一个口向下发放，救助信息一个口统计汇总，整合救助资源，提高救助效益。
　　（四）强化监督检查机制。要依法对社会救助工作实施监督，加大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力度。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建立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公示制度，将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救助标准、救助金额等及时向社会公示。加强对社会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禁止截留、挤占、挪用。
　　各市县和省政府直属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

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论司法解释

赵 晓 敏

内容提要：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在我国，司法解释历来是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成为了我国法的重要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现行司法解释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家行使，不利于法制统一；司法解释不规范及抽象性太强，易容成司法解释过乱和越权解释等诸多弊端。因而提出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独家行使司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判例化的改革构想。

关键词：司法解释 判例化


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是法律适用者对法律所作的解释。它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现在司法解释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家行使，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司法解释不规范及抽象性太强，易造成司法解释过乱和越权解释。本文从司法法解释的重要性及如何完善和发展角度，提出改革司法解释的构想。
一、司法解释的内涵
何谓司法解释？翻阅《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第81页，如此表述：“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在具体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含义所作的解答和说明，或者是对法律规范的定义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的进一步说明。”这是目前法学界的通说观点。笔者认为，这种通说观点至少存在以下不足：
1、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不明。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实质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司法机关有否司法解释权。二是由谁赋予其司法解释权。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全国人大赋予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这是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而概念未表明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
2、司法解释的对象不明。司法解释的对象并不是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标准的、明确的行为规范，是衡量人们行为合法与违法的尺度，它由严密的假定、制裁、处理三部分构成，其本身是明确的，毋需进一步说明。尽管多数法律规范仅表达了其中的两个因素，但只要法律适用者能从法典中找出法律规范，其本身必然是明确的。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项禁止性法律规范对禁止内容、触犯后果、负何种法律责任的认定，是明确无误、无需说明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强奸罪的暴力、胁迫和其他手段，办理强奸案件如何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非罪的界限，办案中如何应用此条文中的第二、三款规定，以及怎样认定奸淫幼女罪，都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具体说明。因此，司法解释对象实际上是法律条文，而不是概念表述中的“法律规范”。
3、司法解释的含义不明。司法“解释”已不再是“解释”一词的原意，不能把司法解释简单地归结为对法律条文的说明的“文义解释”，还包括解释者根据立法目的及自己对正义价值的认识，对法条内容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和补充。这部分司法解释满足了法院实现裁判的基本需要，是立法者与法律适用者的有效粘合剂，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司法解释最具活力的内容，是司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概念对这部分解释予以迥避，实质是回避了法律适用的客观要求。
4、司法解释的效力不明。司法解释属有效解释，具有普遍司法效力，它对案件及其案件当事人具有客观实在的拘束力，对于案件以外的人及其行为和事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司法解释的普遍司法效力就是司法强制力，而这种强制力与法律效力并无多大区别。因为法律效力即国家强制力，而国家强制力的最终归宿仍是司法强制力。不承认司法解释的普遍司法效力是对现实状况的否认。而概念未提及司法解释的效力。
综观以上四点简要分析后，结合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可尝试给司法解释的内涵界定为：司法解释是立法机关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审判过程中和检察过程中适用法律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阐释和说明。①
二、司法解释的重要性
法律即使再完备，也难以避免“法律漏洞”现象。在法律存在着漏洞的情况下，司法解释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实际上，由于法律规则乃是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归纳、总结而作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人们对规则的含义常常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而每一个法官在将抽象的规则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时候，都要对法律规则的内涵及适用的范围根据自身的理解作出判断，而此种判断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法律的解释。更何况成文法本身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因此，法律解释对任何法律的适用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更需要对法律规范作出明确的解释，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和公正地裁判案件。
在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立法体系。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立法不健全及一些基本法律的缺乏，特别是由于立法者一直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制订法律，从而使许多法律条文过于原则、抽象甚至含糊，立法滞后和操作性不强的特点突出，由此给法院适用法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立法机关因立法任务繁重，很难加强立法解释，面对此种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司法的解释工作，并形成了内容极为丰富、涉及面十分广泛的司法解释系统。大量司法解释不仅填补了严重存在的法律漏洞，而且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则依据。司法解释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有了最高法院的各种司法解释，才使得各级法院依法审判成为可能。②
在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体系已初步建立，无法可依的状况也初步结束，重要的立法已逐渐完备的情况下，是否还需要继续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司法解释本身也存在着一些内容庞杂，过于抽象以及与立法的界线不明确等问题，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司法解释呢？笔者认为，不仅是在目前，而且在今后立法十分健全的情况下，司法解释仍然具有立法及立法解释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原因在于：
第一，司法解释是保障法院严格执法的手段。法律必须通过解释才得以适用，这是成文法所固有的抽象性和一般适用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发展的，即使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创造出能预料到一切可能的争议并预先加以解决的永恒不变的法律。客观事物纷繁复杂，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囊括无遗，相对稳定的法律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往往显得捉衣襟见肘。法官手捧立法者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莫如一而固”的法律，必然注意到立法时对新生事物的滞后性及社会一般观念、论理标准的变迁，在适用法律时，面对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有时显得一筹莫展。尤其是现阶段，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处于快速变动之中，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原有法律不可能概括许多新的法律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补充立法”也不可能完全及时地解决这些大量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掌握第一手情况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及时补充、修改和完善法律，从而正确地适用法律。
第二，司法解释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合理限制，也是保障公正裁判的重要内容。立法的疏漏以及规则过于原则和抽象，不仅给法官适用法律造成了困难，而且为法官留下了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法律控制法官的因素减低意味着各种随机因素对法官的影响加重，判决的公正性难以保障。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法官素质普遍不高，执法水平较差的情况下，法官对规则的适用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无疑更会出现裁判不公的危险。面对此种状况，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司法解释，使法律规则具体、明确，法律漏洞得以弥补，并通过司法解释对各级法院的裁判活动的拘束，从而严格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保障公正裁判，实现法的安全价值。
第三，加强司法解释是法律不断完善的途经。司法解释对法律完善的作用表现在，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对法律规则的完善所提出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透过诉讼活动反映出来，而法律规则只有透过司法活动适用于具体案件才能使其所应具有的价值得以验证，一旦规则与实际需要脱节，立法不可能及时修改，则需要灵活的司法解释弥补法律的缺陷。另一方面，司法解释的运用为法律规则的制订提供了可靠的实证经验。从行之有效的司法解释中所形成的法律规则，必然是在实际运用中行之有效的。多年来，我国司法解释的运用和发展为立法工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我国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都大量吸收了司法解释的成果。司法解释也为法律规则在实际运用中的合理性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大量的司法解释也是我国立法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
三、改革司法解释的构想
现在司法解释权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家行使，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司法解释不规范及其具有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易造成司法解释过乱和越权解释。因此，确有必要改革司法解释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构想：
（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独家行使司法解释权，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同时行使司法解释权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因法律是各阶级、集团利益的妥协产物，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存在集团利益差别，难免各执一词，各行其是，存在互相扯皮现象，从而政出多门，令出多门，造成法律实施的混乱。
第二，存在检察权介入审判权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时对既与检察工作又与审判工作有关问题进行了独家解释。如1986年12月9日《关于破坏电力设备罪几个问题的批复》，1987年8月30日《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的若干意见（试行）》，1988年3月18日《关于无照施工经营者能否构成重大事故罪主体的批复》，1989年4月3日《关于在押犯能否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批复》，1990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联防队员能否构成刑讯逼供罪的犯罪主体的批复》等等，这些司法解释既可认为是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也可以是审判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类似的司法解释，存在检察权介入审判权问题。
第三，缺乏稳固的解释根基。检察机关享有司法解释权植根于什么？首先，如是基于其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相应的检察权，那么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侦查、拘留、预审等相应职权是否也应赋予其解释法律的专项权力。公安部1984年11月8日专门发文指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今后凡涉及司法解释问题，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文为准，公安机关应参照执行……”，公安部的这一文件，已排除了自身司法解释权。其次，检察机关如是基于法律监督权，所谓法律监督权是指对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的监督，检察机关自己解释法律，自己监督法律，势必使监督流于形式。
第四，无普遍司法效力。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普遍司法强制力，而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司法效力。如果具有，岂不要求审判机关依侦查、公诉机关的“司法解释”去裁判案件？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不具有普遍司法效力，就意味着对案件当事人和社会不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既如此，这种解释有多大存在的必要？
法院独家司法解释有先例可循。从世界各国司法制度看，大多数国家只赋予法院以司法解释权，公诉机关是无司法解释权的。我国在1981年以前，检察机关也无司法解释权。195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理解法律问题的决议》规定：“凡关于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可见，法院独家司法解释，还是有先例和依据的。
（二）、司法解释的判例化
由于我国司法解释并不是法官个人在裁判中就法律的适用所作的解释，特别是由于我国司法解释历来承担着弥补法律规定不足和使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的任务。因此，我国的司法解释与国外的司法解释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主要不是针对具体案件中适用法律的问题而由法官所作的解释，而往往是就某一类法律的适用或某一类案件所适用的法律而由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解释。它不是通过具体判决而确定的，而是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文件的形式发布的。这是使我国司法解释具有十分突出的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特点。③
应当承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立法极不健全，已经出台的法律过于原则，从而造成司法中经常遇到无法可依的状态，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对于解决审判实践中无法可依的问题，限制法官自由裁量并保障裁判的公正，确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立法体系逐渐建立，尤其是立法逐渐具体且富有针对性，立法解释的功能也会逐渐发挥作用，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采用此种抽象的司法解释方法解释法律，显然是不适当的。其原因在于：
第一，抽象性的司法解释方法出现了与法律规则不一致的现象。如行政诉讼法仅75条，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有115条，将某一条规定细化出数条甚至数十条以后，是否完全符合法律条文的本来含义及立法的目的，确实使人感到担忧。
第二，抽象性的司法解释因具有立法的性质，也难免出现越权解释现象。许多有关合同、担保、房地产案件的法律适用所作的抽象性的解释不仅给法院处理案件提供了依据，而且事实上也为交易当事人提供了从事交易的行为规范，它们不仅对司法活动而且对社会经济生活都会发生规范约束的效力，在这一点与立法没有实质性区别。所以这些解释不仅仅具有针对个案而产生的效力，实际上具有一般的行为规则的效力，这显然已超出了司法解释权甚至司法权的行使范围。
第三，抽象性的司法解释虽与十分原则的法律规则相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但由于其并非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适用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也不一定能解决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以，在某一个解释法律文件刚发布不久，便会有法院提出新的问题要求解释，或者就解释法律的文件本身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解释。④这就表明，抽象性的司法解释不一定完全符合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需要。
为适应立法发展的需要，司法解释的形式应当发生变化，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应当向具体化方面发展，司法解释越具体、越富有针对性，则越能发挥司法解释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当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尽可能针对具体的判例而就法律的适用问题作出解释，从而使司法解释向判例化方向发展。这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应尽量减少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制订，而主要通过对具体案件中涉及的法律适用的解释而确定司法解释的规则，司法解释的判例化具有如下优点：
第一，使司法解释因更为具体、富有针对性、而真正成为“活动中的法”，有效地为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正确适用法律提供指导。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常常都是与具体案件的汇报结合在一起的，有的虽然在请示报告的标题中注明是法律适用问题，而报告的内容仍然是具体案件。⑤由此表明司法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与具体案件分开，而在判例中作出的解释更符合司法解释的固有性质。
第二，司法解释的判例化可尽量避免司法解释越权现象。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就具体案件中的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通过判例而确定规则，则是完全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授予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法律的权限。
第三，司法解释的判例化有利于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中，法官所作的裁判书就是一篇很好的法学著作。司法解释的判例化要求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要更富有说理性，如果某一法官的裁判文书能被作为司法解释，这是作为一名法官最大的荣耀。这就促使法官更深入地研究法律，使法官向专家型、学者型发展。
在我国自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年创设《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后，刊登了大量的案例。在公报上所刊登的案例是人民法院经验的总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的介绍，公报“它既不同于用作法制宣传的一般案例，也不同于学者们为说明某种观点而编篡出来的教学案例。它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特点，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也是海内外人士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珍贵资料。”⑥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事实上已经通过在公报上刊登的案例而对全国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向判例化方面发展后，解释法律的判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最高人民法院亲自审判的，涉及法律适用问题的案件；第二，地方各级法院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答复和解释的案件；第三，最高人民法院认可的涉及法律适用也已由各地法院作出了正确解释的案件。所有涉及司法解释的判例都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予以公布，并应通过“遵循判例”的原则的建立使其对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约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