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进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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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进口管理办法
粮食进口管理办法
（1989年3月23日经贸部以（89）外经贸进出进字第235号文印发。）
一、粮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宗进口商品，根据当前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精神，以及国务院最近对进口粮食的指示，为把粮食进口工作搞好，特制定本办法。
二、进口粮食品种包括：食用、饲料用及工业用小麦、大麦、玉米、大豆、大米、面粉、绿豆。
三、针对粮食国际市场特点，并为确保完成国家粮食进口任务，进口粮食实行集中统一经营，即各种外汇项下的粮食进口均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粮油总公司）统一经营并负责对外签订进口合同。其中中央计划内进口由粮油总公司按照国家计委下达的进口计划统一成交；地方自有外汇进口部分，由省、市、自治区根据国家计委的年度进口计划将外汇额度划拨至粮油总公司，并出具人民币保函，由粮油总公司代理进口。粮油总公司负责国际运输、对外开证及其它涉外商务方面的事宜；商业部负责国内接卸、储运、调拨分配及其它内贸方面的事宜。
四、对特殊规格、特定用途进料加工、特需供应所需进口的小额、零星面粉、大米、玉米等（小麦、大麦除外），可由地方经贸厅（委、局）呈报经贸部批准后，指定本地区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自行进口。经批准自行进口的各地外贸公司，凡进口量超过一千吨的，在价格上应征求粮油总公司的意见，接受协调，粮油总公司应在一周内给予回复。
五、粮油总公司进口粮食免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合同验放。地方指定公司自行进口粮食凭经贸部批件向经贸部或特派员办事处申领进口许可证，海关凭许可证验收。
六、特区进口粮食由经贸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掌握审批。
七、粮油总公司代理地方和部门进口粮食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一）保证服务质量，不断改进经营作风，按照订货单位对品质、规格、价格、交货期等方面的要求，及时对外询购，力争早订货、早到货。
（二）在订货期间如因国际市场货源不足、价格过高或其它原因而不能及时订货时，应及时与订货单位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共同商讨解决办法。
（三）负责向订货单位介绍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变化和价格变动等方面的情况。
八、本办法自文到之日起执行。凡以前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者，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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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法律制约
易青洪
论文提要：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一是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二是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同时要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一是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二是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三是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五是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六是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七是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宪法原则在其他实体法、程序法中多有体现，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树立法院权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根据。同时“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审判权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司法工作要体现“三个至上”的精神，服务“三项重点工作”，正确体现审判的“阳光司法”价值，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防止审判权的扭曲、变异，就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对审判权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一 、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
（一）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说到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人们便会联想到一项为我们所推崇的原则：司法独立或曰审判独立。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审判独立这项原则逐渐演化为纯技术上的目的：保障诉讼公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公正是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审判权作为一种终极性权力，它对纠纷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具权威的，这在结果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由审判权的特性可以看出，司法权若不保持独立，使之不受行政、经济等外来非正当因素的干预，司法公正将受到怀疑。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并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保障。可见，独立的审判可以很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在公众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对司法独立下的法律制约却重视不够。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审判的封闭，也不意味着审判权力独立的绝对化。相反，法制现代化要求建立的不仅是具有独立性的审判机制，同时还要求建立开放性的审判机制。我国向来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公开的审判机制是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威的最终的力量源泉，也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审判公开的本来含义，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对独立的审判权加以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以确保司法公正。因为，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力量，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些权力滥用的制度上的默许。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独立是不排斥外部监督的。为了保证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和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就需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对审判权独立行使予以保障、监督和制约，从而保证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权威性、正当性和公正性。
（二）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法院被视作国家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一公务员，相应地，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制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在人大监督方面，一些地方人大虽相继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工作条例，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问题较多。如有的地方人大个案监督过多，动辄调卷审查，或者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提出个案监督的案件进行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或者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先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或者以代表身份为本人亲属涉讼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等。二是在党领导监督方面：有的地方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时有干涉法院独立办案的情形；有的地方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对法院贪污冻结企业存款时，强令法院结冻。三是在检查机关监督方面，滥用抗诉权，使民行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四是在媒体监督方面，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所谓“犯罪”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五是在法院监督方面，上下级法院因不当行使监督指导权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个别人以上级法院的名义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在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有损法院形象、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 ，怕得罪人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二、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
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一方面要强调审判独立，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对审判的法律监督制约。如何处理好监督在审判权独立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笔者认为，处理好这个问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应以司法公正为标准来处理两者关系。所谓司法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其价值取向。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社会。诚如有的学者激情宣扬的那样：“司法公正是时代赋予的法治灵魂，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被遵循，作为一种高尚精神被倡导，作为一种美好理想被追求”。所以，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院和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追求司法的公正，因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现代法治社会强调审判独立，其目的就是在于保障司法的公正。因为公正性是一种比审判独立更高层次的价值，也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如果做不到司法公正，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和办案“无法可依”，但决不允许借审判独立而司法不公、司法不正和司法腐败。“由此也决定了审判独立原则的非绝对性。因为维护公正目标需要其他多种手段，而这些手段制约着审判独立的独立性。”○4基于这一理念，绝对的审判独立和绝对的法律监督制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以存在的，合理的法律制约同相对的独立都是保障审判权行使的公正性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在处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将其两者界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在独立与制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适度的独立和监督共同服务于司法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理念。
(二)司法独立与法律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司法审判独立与审判法律监督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然是一对矛盾，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冲突必然会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冲突又会不断地达成一致走向统一，正是在这种冲突、统一，再冲突、再统一的交互变动中，法律才得以严格而有序的贯彻和执行。”○5应当说，冲突是现象，统一是本质。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正确实施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目前，观念和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那就是认为检察监督不利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只看到了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形式上的对立，而忽视了两者本质的统一。检察机关监督而并不代行审判权，法院也不因有外部监督而让渡审判权。只要两者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正确处理好关系，谈不上检察监督破坏审判独立。总之，目的的共同性决定了审判独立与审判检察监督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相辅相成关系。
三、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制约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制约和监督。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
(一)对审判权法律制约是树立法制权威的关键。《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独立审判，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追求的根本目标，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是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人民通常把法院当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意见比较大，法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挂。○6不加强监督制约，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漫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
（二）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是权力规范运行的必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于是当我们面对权力膨胀和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加强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措施。法律应该加强了制约审判权的力度。因为“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必然结果，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为依托，以权力制约权力为救济”的审判权制约机制，应当是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制约监督审判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监督和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律、干扰依法独立办案。监督的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因而，好的监督机制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不是损害司法独立。监督与独立并不矛盾，而是互相统一。我们完全可以探寻一条完善内部监督之路，实现内部监督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的统一。
四、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
（一）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 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以院长领导为核心的内部监督工作。要把对人的监督与对工作的监督结合起来。要把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行政监督不同主体之间结合起来。某一具体案件的监督效果具有不稳定性，应当依法建立长效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坚持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可以保证监督工作能持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权力的同时，更要加强监督机制的规范化，确保权与责的有机统一。要让督查者有位、有责、有权。充分发挥督查组的职能作用，从听庭评庭、调阅卷宗、责询等方式参与到个案的具体审理中去，面对面地检查督促各项制度的执行。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当场纠正，最大限度地避免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二）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 监督不应是僵化的制度，而应与时俱进，针对新产生的问题进行监督。着眼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在一般干警双向选择时也应有业务部门的界限，坚持专业化原则。这样平衡业务能力与避免利益同体的产生就成为创新队伍建设时法院内部监督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活动是包括从立案、审理、执行直至结案等若干环节的连续过程，监督过程也应与此相适应。因而建立连续的监督机制，使案件从进入审判程序就始终置于监督之下成为必要。要充分发挥立案庭在审判流程管理中的监督职能，实行流水作业，流程管理，把分解审判工作作为具体的环节，各个环节上的工作由不同的审判人员负责，实现审判前后的有效监督。笔者认为，应当让审判监督庭从主要是纠正错案，变成法院内部的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部门，从案件的立案、审理到裁判各个环节，在不干预正常审理的前提下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全程监督，扩大审判监督庭的权力，承担更多的监督职能。
（三）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事后性、间接生。○7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四）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8。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五）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9。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六）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发布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发布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是目前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二是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
（七）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10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参考文献：
○ 1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 2关今华：《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监督、制约和权力配置》，《检察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81页。
○3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 5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6北京零点调查公司：《中国法官遭遇“公众信任危机”》资料来源：中国法官网。
○7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8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七期。
○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人民司法2003年2月版第31页。
○10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02年第十期。
袁州区法院 易青洪
莫拿审计当出身——漫谈司法会计渊源问题
于朝
摘要：司法会计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看法——司法会计源于审计。这种看法并非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基于对某些现象的不完整的观察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是，如果以此认识为出发点，却可能会对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司法会计理论的研习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大部分学者在首次发表的司法会计书籍中都会论述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笔者是个例外，直到本世纪发表第三本书籍时，才专门论述了司法会计与审计关系。这并不是说笔者在研究初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首次出书时没有研究出两者的概念差异，而是认为仅从概念上区分不足以说明司法会计与审计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因为相同的事物可能会因概念定义不同而导致误人子弟。比如：国内一些财经类学者比较盛议的所谓“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区别”的命题，就是把同一种社会活动引用了不同称谓并从概念上作了不同定义后进行比较，这一虚伪命题误导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笔者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基本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不同于会计、审计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系统作为基础，解决司法会计学的立科问题；第二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对策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实务理论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司法会计活动的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第三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行业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和实务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司法会计行业规范问题。由于前面的研究阶段中没有提出足够的区分司法会计与审计差异的实务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实务理论方面解决这一命题，因而也就不敢冒昧地发表看法。
关于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一些人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否客观，起码是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根本不可信，因为从司法会计师的职业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会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经过科学地“鉴定”，缺少“基本证据”和“论证”过程，顶多只是根据一些“参考证据”所作出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本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已，无碍大雅，但近年来这种推测似乎有被强化为一种理念的趋势，从而可能会对司法会计专业的理论研究、研习和实践形成了一些影响，这就不可轻视了。本文先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然后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对理论的研究和研习、司法实践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证明司法会计渊源的两个基本问题
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过程中，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司法会计来源问题，也为此积累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看，认为司法会计活动出身于审计活动的说法，有点像过去传说中的“人是猴子变来的”——这种传说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当是在遗传学、考古学提出证据之前的一种假设，即找来一种与人类有着更多共性的动物视为人类的出身。从理论上主张司法会计活动源于审计活动说法的同行，至今也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只是感到“司法会计”这一事物从“种子”里一蹦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模样。在这一动机下找到了与司法会计活动共性最多的审计活动认作其前身，当是一种“解脱”。
研究司法会计是否出自于审计，可能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会计与审计谁先出现的问题，因为按照常理，作为出身者必先呈现于世；二是，司法会计的出现与审计有无关联——即使司法会计出现时审计已经存在了，如果没有关联也就否定了这一推测。这个两个问题的研究还会同时涉及到实务和理论两个方面，即司法会计活动是否源于审计活动和司法会计理论是否源于审计理论，需要分别研究。
二、尚无证据证明司法会计活动出自于审计活动
中国有着漫长的法制历史，起码比目前理论上推测出的审计历史要长，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就存在了司法会计活动了，当需要法制史专家们查找证据，起码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证明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谁先谁后的具体证据。已有的证据仅可以证明“司法会计”一词的提出明显晚于“审计”一词，这能否成为解决一个线索或答案？肯定不行，因为社会活动的出现时间与其称谓所形成的时间是两码事。首先，某类社会活动的产生通常会比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称谓要早得多，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和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而非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某种社会活动的产生出现前，人们很难会想到事先给它一个称谓。比如：无论在中外，司法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出现时间都大大早于人们给它的称谓的时间。其次，即使先出现的社会活动，由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所给予称谓的时间也可能会晚于后来出现的社会活动，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比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出现的时间应当早的多，但“司法会计检查”一词的出现却大大晚于“司法会计鉴定”一词。因此，“司法会计”一词晚于“审计”出现的这一证据，并不能证明司法会计活动晚于审计活动的出现的事实。综上，如果连司法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尚未搞清楚，就作出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结论，肯定是为时过早了。
我们再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关联性上探讨，国内外一些文献零星的介绍过司法会计活动的历史，但尚未见专门研究这两种活动历史关联的成果。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因为收集证据的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无论其出现时有无审计活动的存在，这种收集诉讼证据的需求都是独立存在的；而早期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与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而出现的，鉴定人也不参与诉讼调查的过程，其任务仅是为了解决诉讼中与财务会计事实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是在履行“审判”职能，这显然也是一种基于诉讼需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国80年代初独立的审计活动尚恢复时，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却已经存在于诉讼中。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现在的某种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的关联事实，来说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可能与审计活动有关——具体的审计活动会引发司法会计活动。最直接的证据是许多诉讼活动都是由于审计活动结果而导致的（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甚至是行政的）——但这种证据的运用却已经跑题了。本文所讨论的司法会计的出身问题，是关于司法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存在是否产生于已经存在的审计活动，而不是具体的审计活动是否会导致司法会计活动的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假定审计活动出身于司法会计活动，也不会影响现实中的具体审计活动会引发具体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情形。事实上，现实中一些诉讼中的司法会计活动也会引发了审计活动，这同样也不能用来作出审计出身于司法会计的结论。
上述论述起码可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不愿意”承认审计是司法会计的渊源的事实，其主要结症仍在于潜意识中有一种司法会计比审计优越的感觉在起作用，而这种优越的感觉又来自于司法会计鉴定可以借助司法职权的优势。笔者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可能都不值得一驳，因为且不说人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否是由于所谓的“潜意识”作怪，现实情况是连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证据都还没有找到，何以要求人们承认它是个事实？这与人们“潜意识”里面是否存在司法会计优越性的感受又有何关联？
三、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并非都是来源于审计理论
讨论司法会计理论是否出身于审计理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因为系统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是现代人的事，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还要牵扯到“考古”，证据也很容易搞到。比如这两种理论谁先成型的问题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可以“定案”：审计理论成型在先，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研究则是后来才提出的。这样一来，两种理论谁先谁后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讨论的重点也就在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源与审计理论的关联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外司法会计学界的理论研究起点不同，这个问题却不能一概而论。
司法会计学界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起点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师所从事的工作（即司法会计工作），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司法会计师的职业需求；另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各类诉讼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需求。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工作的情形中，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与审计活动差异较大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即司法会计理论就是指司法会计鉴定理论。这类情形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如果说来源于审计理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外实际研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 直译为法庭会计）理论的产生过程就明显与审计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关联。英美法系国家的财务舞弊被审计师发现后可能会引发了诉讼，而审计师在后来进行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中则可能会担任专家证人，因此，舞弊审计理论的研究者便将舞弊审计理论进行了延伸研究，在舞弊审计教科书的最后一部分会提到司法会计，而他们的司法会计教科书则是这种理论翻版（目前我国所谓“法务会计”的书籍就是抄袭这一理论系统而成的）。这种理论延伸的研究路线导致英美法系国家至今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学科体系。中国在“一元”理念指导下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抄袭审计理论体系，只是把“审计”一词改称“司法会计鉴定”；另一种，则是完全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把司法会计师在诉前和诉中所参与的所有活动（包括最终没有形成诉讼的情形）都称之为司法会计活动。总的来讲，“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与已经存在的审计理论关联比较密切，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的情形中，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诉讼需求，这一起点决定了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已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直接通过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来独立地建立起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形成便是一例。“二元”司法会计把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并研究发现了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类型。其中：通过查账、查物获取诉讼证据的司法检查活动，因其对象涉及到检查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故命名为司法会计检查；通过鉴别判定财务会计问题获取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被称谓司法会计鉴定。研究还发现司法会计检查活动和司法会计鉴定活动，虽有关联，但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要求看，两者在具体任务、主体、内容、程序、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诉讼结果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理论上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各自司法实践所需。“二元”司法会计理论在这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分为三个分支理论进行研究：将各类司法会计活动的共同的基础性的问题抽象出来，形成司法会计学概论分支理论；实务理论则按照两类主要的司法会计活动的类型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两个分支理论。随着司法会计活动的发展，职业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司法会计师队伍形成，这就有必要将原来分散于三个分支中与司法会计师执业有关的理论内容独立出来，形成一门新的司法会计理论分支——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系统地提出相关操作理论以满足司法会计师执业所需。这样，在“二元”主张下已经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由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司法会计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四个分支理论系统所构成。从以上“二元”司法会计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与已经存在的审计学体系没有关联。
笔者尚不认可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说法，但并不认为两个专业之间毫无牵扯。理论上已经从概念、操作等方法提出了两者的共性和差异。另外，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时不仅十分注意审计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相信未来审计理论研究亦会借鉴一些司法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某些已经成形的司法会计理论已经比具有类似理论功能的审计理论可能更为科学和实用。这里举出银行存款核对公式的小例作为例证：目前审计学仍然沿用会计学提出的银行存款核对公式，但司法会计学早已提出了适用于第三人进行会计检查或检验所需的新公式，或许未来的审计教科书中也会采用这一新公式取代会计学公式。
四、错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来源的认知渊源
笔者研究发现，认为司法会计起源于审计的结论，其实不是对司法会计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根据某些感受得出的结论。比如：认可这一说法的同仁大多都是先接触到审计活动或理论，后接触的司法会计活动或理论，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则可能使其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一下的话，可能与下列背景有关：
一是，理论研究的先后顺序。当司法会计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时，审计学理论已经形成由基本理论和审计操作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由于审计理论通常会把会计检查方法称谓“审计方法”，并通过教育系统被接触到这一理论的人士广为接受，所以现代有些人一提“查帐”就认为是审计活动。会计检查方法包括了查账、查物方法，是司法会计活动的中必用的方法，因而当司法会计理论出现了会计检查方法的运用内容时，则会被熟悉审计学的人认为是从审计理论抄来的。其实，会计检查的基本方法并非产生于审计理论而是来自早期的会计理论，且这些方法本身也非审计专用，目前在会计、财务管理、诉讼等其他社会活动中也都在广泛运用，研究这些社会活动的相关学科也都会研究如何运用会计检查方法来解决本专业问题。从这一角度讲，把会计检查等同于审计的误解，可能导致部分人会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
二是，理论研究的方法。前文已经介绍过，“一元”司法会计理论最初形成时，基本上采用了审计学的理念，加之一些研究者常常会将司法会计的学科概念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的诉讼概念相混用，这也会给人们造成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的印象。
三是，司法会计实践的某些做法。由于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起步晚，因而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司法会计鉴定活动都是借用审计理论和标准实施的，这种情形至今还存在。由于采用审计标准来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存在，当理论研究者不加甄别地追溯由此而产生所谓“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和程序”时，便会得出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的结论。
四是，司法会计活动与某些职业的执业范围的关联。司法会计鉴定最初是由会计师具体实施的，后来随着审计师、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逐步转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司法会计师承担这类鉴定则仅是近20多年的事。如果不熟悉这一过程，仅看到司法会计鉴定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转为司法会计师操作，则很容易误认为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
五是，司法会计师队伍的来源。英美法系国家最初的司法会计师是从舞弊审计师中产生，这也易让人感觉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但中国的情形不同：司法会计师最初是因为检察机关开展司法会计工作的需要直接配备的，并非来源于审计师队伍（因为当时中国审计师队伍也在恢复性组建过程中）。
五、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认识的不良后果
司法会计是否来源于审计的问题，本来仅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问题，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无关。但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理论和实务问题的出发点，却会或多或少的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一）这种认识会影响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笔者认为，坚持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理念，强化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不利于司法会计理论的发展。这里，笔者举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这种理念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问题。将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在理论界似乎没有争议，但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否需要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却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看法。
肯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认为司法会计检查活动与司法会计鉴定活动是两种不同司法会计活动，无论从诉讼需求还是法律依据看，理论上都需要单独进行研究。从诉讼需求角度讲，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需要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措施的运用，获取相应当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会计检查笔录，以证明诉讼涉及的财务会计实事，这要求司法会计理论上必须提出各类案件的司法会计检查的技术对策；而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内容则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是如何获取证据问题，而是研究如果制造证据（鉴定意见）的问题，为诉讼中所需的财务会计问题的鉴定活动提供理论研究支持。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是诉讼法律分别规定的在诉讼的主体、程序、方法、对策、规程等方面均不相同的两种诉讼调查措施，因而只有理论上分别进行研究，才可能为法定诉讼措施的实现提供不同的理论支持。
否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其具体理念虽可能都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有关，但分为两种情形。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检查活动的内容就是查账，而查账所用的方法就是审计方法，司法会计理论上不可能提供新的查账方法，因而也就不需要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另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鉴定本身就是根据查账结果撰写鉴定书的过程，由于查账已经被审计理论研究透了，所以，司法会计理论只需要把如何判断查账结果并撰写鉴定书的“司法会计鉴定”列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的影响下，“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没有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司法会计检查从内容上讲就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会计检查（查账、查物）活动，这种活动由于受到诉讼规范和诉讼目的的特殊影响，有着与审计中进行会计检查活动的不同规律，因而应当独立地去研究它。“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上已经针对不同案件的诉讼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成果并被广泛实践，今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提出更多的具体的司法会计检查对策。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问题。司法会计鉴定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简单的归纳下，由以下各部分理论系统所构成：
（1）司法会计鉴定的科学依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科学性问题，以便解决司法会计鉴定的诉讼地位、任务等基本问题；
（2）司法会计鉴定对象与鉴定范围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能够解决诉讼涉及的哪些专门性问题以哪些问题不能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
（3）司法会计鉴定的启动理论，阐释如何确定是否需要启动鉴定、谁来启动鉴定、找谁鉴定、如何送检等问题；
（4）司法会计鉴定主体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的资格、权利与义务等问题；
（5）司法会计鉴定方法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思路、特殊情形的处理思路、财务问题与会计问题的不同鉴定路线等问题；
（6）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以及各类证据的运用规则等问题；
（7）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程序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如何受理鉴定、受理后需要按照那些基本步骤进行操作、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鉴定报告的出具步骤、鉴定人出庭等问题；
（8）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表述、评断与运用等问题；
（9）鉴定规程理论，阐释各类具体财务会计问题鉴定的标准依据、操作步骤、操作要求、结论表述等问题；
（10）鉴定文书理论，阐释如何制作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文书、证据文书等问题。
上述理论中，最庞大的部分是鉴定规程理论，这是因为有可能被诉讼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十分浩繁，而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给出具体的操作规程。
但是，如果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理念出发，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从逻辑原理上讲司法会计鉴定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观事物，以“三段论”为例：
大前提：鉴定原理
小前提：检验结果
易青洪
论文提要：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一是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二是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同时要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一是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二是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三是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五是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六是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七是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宪法原则在其他实体法、程序法中多有体现，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树立法院权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根据。同时“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审判权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司法工作要体现“三个至上”的精神，服务“三项重点工作”，正确体现审判的“阳光司法”价值，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防止审判权的扭曲、变异，就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对审判权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一 、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
（一）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说到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人们便会联想到一项为我们所推崇的原则：司法独立或曰审判独立。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审判独立这项原则逐渐演化为纯技术上的目的：保障诉讼公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公正是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审判权作为一种终极性权力，它对纠纷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具权威的，这在结果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由审判权的特性可以看出，司法权若不保持独立，使之不受行政、经济等外来非正当因素的干预，司法公正将受到怀疑。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并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保障。可见，独立的审判可以很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在公众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对司法独立下的法律制约却重视不够。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审判的封闭，也不意味着审判权力独立的绝对化。相反，法制现代化要求建立的不仅是具有独立性的审判机制，同时还要求建立开放性的审判机制。我国向来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公开的审判机制是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威的最终的力量源泉，也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审判公开的本来含义，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对独立的审判权加以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以确保司法公正。因为，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力量，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些权力滥用的制度上的默许。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独立是不排斥外部监督的。为了保证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和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就需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对审判权独立行使予以保障、监督和制约，从而保证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权威性、正当性和公正性。
（二）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法院被视作国家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一公务员，相应地，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制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在人大监督方面，一些地方人大虽相继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工作条例，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问题较多。如有的地方人大个案监督过多，动辄调卷审查，或者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提出个案监督的案件进行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或者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先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或者以代表身份为本人亲属涉讼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等。二是在党领导监督方面：有的地方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时有干涉法院独立办案的情形；有的地方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对法院贪污冻结企业存款时，强令法院结冻。三是在检查机关监督方面，滥用抗诉权，使民行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四是在媒体监督方面，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所谓“犯罪”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五是在法院监督方面，上下级法院因不当行使监督指导权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个别人以上级法院的名义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在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有损法院形象、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 ，怕得罪人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二、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
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一方面要强调审判独立，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对审判的法律监督制约。如何处理好监督在审判权独立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笔者认为，处理好这个问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应以司法公正为标准来处理两者关系。所谓司法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其价值取向。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社会。诚如有的学者激情宣扬的那样：“司法公正是时代赋予的法治灵魂，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被遵循，作为一种高尚精神被倡导，作为一种美好理想被追求”。所以，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院和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追求司法的公正，因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现代法治社会强调审判独立，其目的就是在于保障司法的公正。因为公正性是一种比审判独立更高层次的价值，也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如果做不到司法公正，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和办案“无法可依”，但决不允许借审判独立而司法不公、司法不正和司法腐败。“由此也决定了审判独立原则的非绝对性。因为维护公正目标需要其他多种手段，而这些手段制约着审判独立的独立性。”○4基于这一理念，绝对的审判独立和绝对的法律监督制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以存在的，合理的法律制约同相对的独立都是保障审判权行使的公正性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在处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将其两者界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在独立与制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适度的独立和监督共同服务于司法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理念。
(二)司法独立与法律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司法审判独立与审判法律监督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然是一对矛盾，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冲突必然会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冲突又会不断地达成一致走向统一，正是在这种冲突、统一，再冲突、再统一的交互变动中，法律才得以严格而有序的贯彻和执行。”○5应当说，冲突是现象，统一是本质。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正确实施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目前，观念和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那就是认为检察监督不利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只看到了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形式上的对立，而忽视了两者本质的统一。检察机关监督而并不代行审判权，法院也不因有外部监督而让渡审判权。只要两者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正确处理好关系，谈不上检察监督破坏审判独立。总之，目的的共同性决定了审判独立与审判检察监督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相辅相成关系。
三、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制约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制约和监督。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
(一)对审判权法律制约是树立法制权威的关键。《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独立审判，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追求的根本目标，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是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人民通常把法院当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意见比较大，法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挂。○6不加强监督制约，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漫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
（二）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是权力规范运行的必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于是当我们面对权力膨胀和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加强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措施。法律应该加强了制约审判权的力度。因为“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必然结果，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为依托，以权力制约权力为救济”的审判权制约机制，应当是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制约监督审判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监督和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律、干扰依法独立办案。监督的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因而，好的监督机制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不是损害司法独立。监督与独立并不矛盾，而是互相统一。我们完全可以探寻一条完善内部监督之路，实现内部监督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的统一。
四、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
（一）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 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以院长领导为核心的内部监督工作。要把对人的监督与对工作的监督结合起来。要把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行政监督不同主体之间结合起来。某一具体案件的监督效果具有不稳定性，应当依法建立长效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坚持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可以保证监督工作能持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权力的同时，更要加强监督机制的规范化，确保权与责的有机统一。要让督查者有位、有责、有权。充分发挥督查组的职能作用，从听庭评庭、调阅卷宗、责询等方式参与到个案的具体审理中去，面对面地检查督促各项制度的执行。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当场纠正，最大限度地避免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二）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 监督不应是僵化的制度，而应与时俱进，针对新产生的问题进行监督。着眼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在一般干警双向选择时也应有业务部门的界限，坚持专业化原则。这样平衡业务能力与避免利益同体的产生就成为创新队伍建设时法院内部监督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活动是包括从立案、审理、执行直至结案等若干环节的连续过程，监督过程也应与此相适应。因而建立连续的监督机制，使案件从进入审判程序就始终置于监督之下成为必要。要充分发挥立案庭在审判流程管理中的监督职能，实行流水作业，流程管理，把分解审判工作作为具体的环节，各个环节上的工作由不同的审判人员负责，实现审判前后的有效监督。笔者认为，应当让审判监督庭从主要是纠正错案，变成法院内部的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部门，从案件的立案、审理到裁判各个环节，在不干预正常审理的前提下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全程监督，扩大审判监督庭的权力，承担更多的监督职能。
（三）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事后性、间接生。○7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四）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8。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五）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9。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六）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发布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发布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是目前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二是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
（七）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10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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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8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七期。
○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人民司法2003年2月版第31页。
○10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02年第十期。
袁州区法院 易青洪
莫拿审计当出身——漫谈司法会计渊源问题
于朝
摘要：司法会计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看法——司法会计源于审计。这种看法并非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基于对某些现象的不完整的观察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是，如果以此认识为出发点，却可能会对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司法会计理论的研习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大部分学者在首次发表的司法会计书籍中都会论述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笔者是个例外，直到本世纪发表第三本书籍时，才专门论述了司法会计与审计关系。这并不是说笔者在研究初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首次出书时没有研究出两者的概念差异，而是认为仅从概念上区分不足以说明司法会计与审计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因为相同的事物可能会因概念定义不同而导致误人子弟。比如：国内一些财经类学者比较盛议的所谓“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区别”的命题，就是把同一种社会活动引用了不同称谓并从概念上作了不同定义后进行比较，这一虚伪命题误导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笔者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基本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不同于会计、审计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系统作为基础，解决司法会计学的立科问题；第二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对策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实务理论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司法会计活动的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第三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行业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和实务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司法会计行业规范问题。由于前面的研究阶段中没有提出足够的区分司法会计与审计差异的实务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实务理论方面解决这一命题，因而也就不敢冒昧地发表看法。
关于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一些人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否客观，起码是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根本不可信，因为从司法会计师的职业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会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经过科学地“鉴定”，缺少“基本证据”和“论证”过程，顶多只是根据一些“参考证据”所作出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本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已，无碍大雅，但近年来这种推测似乎有被强化为一种理念的趋势，从而可能会对司法会计专业的理论研究、研习和实践形成了一些影响，这就不可轻视了。本文先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然后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对理论的研究和研习、司法实践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证明司法会计渊源的两个基本问题
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过程中，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司法会计来源问题，也为此积累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看，认为司法会计活动出身于审计活动的说法，有点像过去传说中的“人是猴子变来的”——这种传说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当是在遗传学、考古学提出证据之前的一种假设，即找来一种与人类有着更多共性的动物视为人类的出身。从理论上主张司法会计活动源于审计活动说法的同行，至今也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只是感到“司法会计”这一事物从“种子”里一蹦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模样。在这一动机下找到了与司法会计活动共性最多的审计活动认作其前身，当是一种“解脱”。
研究司法会计是否出自于审计，可能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会计与审计谁先出现的问题，因为按照常理，作为出身者必先呈现于世；二是，司法会计的出现与审计有无关联——即使司法会计出现时审计已经存在了，如果没有关联也就否定了这一推测。这个两个问题的研究还会同时涉及到实务和理论两个方面，即司法会计活动是否源于审计活动和司法会计理论是否源于审计理论，需要分别研究。
二、尚无证据证明司法会计活动出自于审计活动
中国有着漫长的法制历史，起码比目前理论上推测出的审计历史要长，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就存在了司法会计活动了，当需要法制史专家们查找证据，起码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证明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谁先谁后的具体证据。已有的证据仅可以证明“司法会计”一词的提出明显晚于“审计”一词，这能否成为解决一个线索或答案？肯定不行，因为社会活动的出现时间与其称谓所形成的时间是两码事。首先，某类社会活动的产生通常会比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称谓要早得多，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和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而非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某种社会活动的产生出现前，人们很难会想到事先给它一个称谓。比如：无论在中外，司法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出现时间都大大早于人们给它的称谓的时间。其次，即使先出现的社会活动，由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所给予称谓的时间也可能会晚于后来出现的社会活动，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比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出现的时间应当早的多，但“司法会计检查”一词的出现却大大晚于“司法会计鉴定”一词。因此，“司法会计”一词晚于“审计”出现的这一证据，并不能证明司法会计活动晚于审计活动的出现的事实。综上，如果连司法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尚未搞清楚，就作出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结论，肯定是为时过早了。
我们再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关联性上探讨，国内外一些文献零星的介绍过司法会计活动的历史，但尚未见专门研究这两种活动历史关联的成果。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因为收集证据的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无论其出现时有无审计活动的存在，这种收集诉讼证据的需求都是独立存在的；而早期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与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而出现的，鉴定人也不参与诉讼调查的过程，其任务仅是为了解决诉讼中与财务会计事实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是在履行“审判”职能，这显然也是一种基于诉讼需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国80年代初独立的审计活动尚恢复时，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却已经存在于诉讼中。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现在的某种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的关联事实，来说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可能与审计活动有关——具体的审计活动会引发司法会计活动。最直接的证据是许多诉讼活动都是由于审计活动结果而导致的（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甚至是行政的）——但这种证据的运用却已经跑题了。本文所讨论的司法会计的出身问题，是关于司法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存在是否产生于已经存在的审计活动，而不是具体的审计活动是否会导致司法会计活动的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假定审计活动出身于司法会计活动，也不会影响现实中的具体审计活动会引发具体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情形。事实上，现实中一些诉讼中的司法会计活动也会引发了审计活动，这同样也不能用来作出审计出身于司法会计的结论。
上述论述起码可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不愿意”承认审计是司法会计的渊源的事实，其主要结症仍在于潜意识中有一种司法会计比审计优越的感觉在起作用，而这种优越的感觉又来自于司法会计鉴定可以借助司法职权的优势。笔者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可能都不值得一驳，因为且不说人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否是由于所谓的“潜意识”作怪，现实情况是连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证据都还没有找到，何以要求人们承认它是个事实？这与人们“潜意识”里面是否存在司法会计优越性的感受又有何关联？
三、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并非都是来源于审计理论
讨论司法会计理论是否出身于审计理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因为系统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是现代人的事，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还要牵扯到“考古”，证据也很容易搞到。比如这两种理论谁先成型的问题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可以“定案”：审计理论成型在先，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研究则是后来才提出的。这样一来，两种理论谁先谁后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讨论的重点也就在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源与审计理论的关联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外司法会计学界的理论研究起点不同，这个问题却不能一概而论。
司法会计学界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起点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师所从事的工作（即司法会计工作），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司法会计师的职业需求；另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各类诉讼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需求。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工作的情形中，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与审计活动差异较大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即司法会计理论就是指司法会计鉴定理论。这类情形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如果说来源于审计理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外实际研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 直译为法庭会计）理论的产生过程就明显与审计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关联。英美法系国家的财务舞弊被审计师发现后可能会引发了诉讼，而审计师在后来进行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中则可能会担任专家证人，因此，舞弊审计理论的研究者便将舞弊审计理论进行了延伸研究，在舞弊审计教科书的最后一部分会提到司法会计，而他们的司法会计教科书则是这种理论翻版（目前我国所谓“法务会计”的书籍就是抄袭这一理论系统而成的）。这种理论延伸的研究路线导致英美法系国家至今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学科体系。中国在“一元”理念指导下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抄袭审计理论体系，只是把“审计”一词改称“司法会计鉴定”；另一种，则是完全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把司法会计师在诉前和诉中所参与的所有活动（包括最终没有形成诉讼的情形）都称之为司法会计活动。总的来讲，“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与已经存在的审计理论关联比较密切，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的情形中，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诉讼需求，这一起点决定了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已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直接通过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来独立地建立起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形成便是一例。“二元”司法会计把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并研究发现了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类型。其中：通过查账、查物获取诉讼证据的司法检查活动，因其对象涉及到检查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故命名为司法会计检查；通过鉴别判定财务会计问题获取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被称谓司法会计鉴定。研究还发现司法会计检查活动和司法会计鉴定活动，虽有关联，但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要求看，两者在具体任务、主体、内容、程序、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诉讼结果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理论上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各自司法实践所需。“二元”司法会计理论在这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分为三个分支理论进行研究：将各类司法会计活动的共同的基础性的问题抽象出来，形成司法会计学概论分支理论；实务理论则按照两类主要的司法会计活动的类型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两个分支理论。随着司法会计活动的发展，职业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司法会计师队伍形成，这就有必要将原来分散于三个分支中与司法会计师执业有关的理论内容独立出来，形成一门新的司法会计理论分支——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系统地提出相关操作理论以满足司法会计师执业所需。这样，在“二元”主张下已经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由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司法会计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四个分支理论系统所构成。从以上“二元”司法会计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与已经存在的审计学体系没有关联。
笔者尚不认可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说法，但并不认为两个专业之间毫无牵扯。理论上已经从概念、操作等方法提出了两者的共性和差异。另外，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时不仅十分注意审计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相信未来审计理论研究亦会借鉴一些司法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某些已经成形的司法会计理论已经比具有类似理论功能的审计理论可能更为科学和实用。这里举出银行存款核对公式的小例作为例证：目前审计学仍然沿用会计学提出的银行存款核对公式，但司法会计学早已提出了适用于第三人进行会计检查或检验所需的新公式，或许未来的审计教科书中也会采用这一新公式取代会计学公式。
四、错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来源的认知渊源
笔者研究发现，认为司法会计起源于审计的结论，其实不是对司法会计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根据某些感受得出的结论。比如：认可这一说法的同仁大多都是先接触到审计活动或理论，后接触的司法会计活动或理论，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则可能使其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一下的话，可能与下列背景有关：
一是，理论研究的先后顺序。当司法会计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时，审计学理论已经形成由基本理论和审计操作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由于审计理论通常会把会计检查方法称谓“审计方法”，并通过教育系统被接触到这一理论的人士广为接受，所以现代有些人一提“查帐”就认为是审计活动。会计检查方法包括了查账、查物方法，是司法会计活动的中必用的方法，因而当司法会计理论出现了会计检查方法的运用内容时，则会被熟悉审计学的人认为是从审计理论抄来的。其实，会计检查的基本方法并非产生于审计理论而是来自早期的会计理论，且这些方法本身也非审计专用，目前在会计、财务管理、诉讼等其他社会活动中也都在广泛运用，研究这些社会活动的相关学科也都会研究如何运用会计检查方法来解决本专业问题。从这一角度讲，把会计检查等同于审计的误解，可能导致部分人会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
二是，理论研究的方法。前文已经介绍过，“一元”司法会计理论最初形成时，基本上采用了审计学的理念，加之一些研究者常常会将司法会计的学科概念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的诉讼概念相混用，这也会给人们造成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的印象。
三是，司法会计实践的某些做法。由于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起步晚，因而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司法会计鉴定活动都是借用审计理论和标准实施的，这种情形至今还存在。由于采用审计标准来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存在，当理论研究者不加甄别地追溯由此而产生所谓“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和程序”时，便会得出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的结论。
四是，司法会计活动与某些职业的执业范围的关联。司法会计鉴定最初是由会计师具体实施的，后来随着审计师、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逐步转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司法会计师承担这类鉴定则仅是近20多年的事。如果不熟悉这一过程，仅看到司法会计鉴定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转为司法会计师操作，则很容易误认为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
五是，司法会计师队伍的来源。英美法系国家最初的司法会计师是从舞弊审计师中产生，这也易让人感觉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但中国的情形不同：司法会计师最初是因为检察机关开展司法会计工作的需要直接配备的，并非来源于审计师队伍（因为当时中国审计师队伍也在恢复性组建过程中）。
五、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认识的不良后果
司法会计是否来源于审计的问题，本来仅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问题，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无关。但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理论和实务问题的出发点，却会或多或少的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一）这种认识会影响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笔者认为，坚持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理念，强化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不利于司法会计理论的发展。这里，笔者举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这种理念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问题。将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在理论界似乎没有争议，但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否需要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却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看法。
肯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认为司法会计检查活动与司法会计鉴定活动是两种不同司法会计活动，无论从诉讼需求还是法律依据看，理论上都需要单独进行研究。从诉讼需求角度讲，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需要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措施的运用，获取相应当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会计检查笔录，以证明诉讼涉及的财务会计实事，这要求司法会计理论上必须提出各类案件的司法会计检查的技术对策；而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内容则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是如何获取证据问题，而是研究如果制造证据（鉴定意见）的问题，为诉讼中所需的财务会计问题的鉴定活动提供理论研究支持。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是诉讼法律分别规定的在诉讼的主体、程序、方法、对策、规程等方面均不相同的两种诉讼调查措施，因而只有理论上分别进行研究，才可能为法定诉讼措施的实现提供不同的理论支持。
否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其具体理念虽可能都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有关，但分为两种情形。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检查活动的内容就是查账，而查账所用的方法就是审计方法，司法会计理论上不可能提供新的查账方法，因而也就不需要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另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鉴定本身就是根据查账结果撰写鉴定书的过程，由于查账已经被审计理论研究透了，所以，司法会计理论只需要把如何判断查账结果并撰写鉴定书的“司法会计鉴定”列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的影响下，“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没有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司法会计检查从内容上讲就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会计检查（查账、查物）活动，这种活动由于受到诉讼规范和诉讼目的的特殊影响，有着与审计中进行会计检查活动的不同规律，因而应当独立地去研究它。“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上已经针对不同案件的诉讼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成果并被广泛实践，今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提出更多的具体的司法会计检查对策。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问题。司法会计鉴定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简单的归纳下，由以下各部分理论系统所构成：
（1）司法会计鉴定的科学依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科学性问题，以便解决司法会计鉴定的诉讼地位、任务等基本问题；
（2）司法会计鉴定对象与鉴定范围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能够解决诉讼涉及的哪些专门性问题以哪些问题不能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
（3）司法会计鉴定的启动理论，阐释如何确定是否需要启动鉴定、谁来启动鉴定、找谁鉴定、如何送检等问题；
（4）司法会计鉴定主体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的资格、权利与义务等问题；
（5）司法会计鉴定方法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思路、特殊情形的处理思路、财务问题与会计问题的不同鉴定路线等问题；
（6）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以及各类证据的运用规则等问题；
（7）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程序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如何受理鉴定、受理后需要按照那些基本步骤进行操作、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鉴定报告的出具步骤、鉴定人出庭等问题；
（8）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表述、评断与运用等问题；
（9）鉴定规程理论，阐释各类具体财务会计问题鉴定的标准依据、操作步骤、操作要求、结论表述等问题；
（10）鉴定文书理论，阐释如何制作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文书、证据文书等问题。
上述理论中，最庞大的部分是鉴定规程理论，这是因为有可能被诉讼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十分浩繁，而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给出具体的操作规程。
但是，如果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理念出发，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从逻辑原理上讲司法会计鉴定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观事物，以“三段论”为例：
大前提：鉴定原理
小前提：检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