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告》工作的通知

上一篇: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有关程序问题的电话答复
下一篇: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电管理局第三轮承包经营责任制办法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国发〔2006〕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做好社区服务工作对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扩大就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现就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居民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整合社区资源，健全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强化服务功能。
　　（二）基本原则。1、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特别是对居民最关心、最需要、通过努力又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提供服务，为社区居民排忧解难。2、坚持社会化。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鼓励、支持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3、坚持分类指导。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区分不同类型的社区服务，实行分类指导。既要整体推进，又要解决薄弱环节、重点项目和关键问题；既要坚持广受居民欢迎的传统服务方式，又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提高社区服务水平。
　　（三）主要任务。通过努力，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主体多元、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努力实现社区居民困有所助、难有所帮、需有所应。
　　二、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社区
　　（四）推进社区就业服务。加强街道、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通过提供就业再就业咨询、再就业培训、就业岗位信息服务和社区公益性岗位开发等，对就业困难人员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和援助。结合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开发就业岗位，挖掘社区就业潜力，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提高就业稳定性。探索建立信用社区、创业培训与小额担保贷款联动机制，为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创造条件。建立就业与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联动机制，促进和帮助享受失业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相关人员尽快实现就业。
　　（五）推进社区社会保障服务。加强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加快老年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开展老年护理服务，兴建退休人员公寓。充分发挥劳动保障工作平台的作用，促进和帮助城镇居民按规定参加各项社会保险。
　　（六）推进社区救助服务。加强对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他们的就业及收入状况，切实做到“应保尽保”。积极开展基层社会救助服务，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大力发展社区慈善事业，加强对社区捐助接收站点、“慈善超市”的建设和管理。
　　（七）推进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为主体的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贫困居民等为重点，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诊疗服务。大力培养社区卫生服务技术和管理人员，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监督管理，保证服务质量。实施国家政策规定的计划生育基本项目免费服务。建立民主监督制度，把社区居民满意程度作为考核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准。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发挥社区卫生服务的健康保障功能，努力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
　　（八）推进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发展面向基层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逐步建设方便社区居民读书、阅报、健身、开展文艺活动的场所，加强对社区休闲广场、演艺厅、棋苑、网吧等文化场所的监督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动社区资源和力量支持和保障社区内中小学校开展素质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不断提高居民科学素质。统筹各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社区学院、市民学校的作用，积极创建各种类型的学习型组织，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和科普活动，建立覆盖各类人群的多渠道、全方位的社区学习服务体系。培育群众性体育组织，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配置相应的健身器材，不断增强居民体质。
　　（九）推进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和“以现居住地为主，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互相配合”的原则，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为流动人口的生活与就业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简化办事程序，减少相关手续，取消不合理收费，为流动人口提供优质服务。
　　（十）推进社区安全服务。深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加强社区警务室（站）建设，大力实施社区警务战略，建立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区防范机制和防控网络。依托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挖掘和利用社区资源，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咨询服务活动，建立完善收集、反馈社情民意的工作机制，组织开展以社区保安、联防队员为主体，专职和义务相结合的巡逻守望、看楼护院等活动。建立及时有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和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的帮助、教育和转化工作。做好社区消防工作，提升社区消防安全水平。深入开展打击“黄赌毒”和禁止传销等工作。健全社区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区。建立传染病、食品安全、灾害事故的应急反应机制，不断提高社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十一）不断改进政府公共服务方式。整合政府各部门在城市基层的办事机构，积极推进“一站式”服务，提高为社区及其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政府有关部门不得将应由自身承担的行政性工作摊派给社区组织。对有些社区组织做起来有优势的行政性工作，可依法采取“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委托社区组织承担。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等多种形式，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梳理、整合各类服务热线、呼叫热线，形成社区公共资源共享机制。建设社区信息化平台，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自动化、现代化水平。
　　三、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
　　（十二）支持社区居委会协助城市基层政府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在了解社区居民需求、提供便民服务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城市基层政府及有关单位要妥善解决社区居委会开展有关服务所必需的房屋、设施和工作经费。要积极指导社区居委会定期听取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意见，并积极向政府反映，促进社区公共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
　　（十三）支持社区居委会组织社区成员开展自助和互助服务。鼓励并支持社区居委会组织动员驻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开展邻里互助等群众性自我服务活动，为居家的孤老、体弱多病和身边无子女老人提供各种应急服务，为优抚对象、残疾人及特困群体缓解生活困难提供服务；倡导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开展社会捐赠、互帮互助，对社区困难群体实行辅助性生活救助；管理、利用好社区公益性服务设施，方便社区成员生活。有条件的地方，社区居委会可以根据居民需要，建立热线电话救助网络、社区智能服务网络、社区服务站、社区公共服务社等服务载体，开展非营利服务。
　　（十四）指导社区居委会为发展社区服务提供便利条件。鼓励并指导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参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法律、安全等进社区活动；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利用闲置设施、房屋等资源兴办购物、餐饮、就业、医疗、废旧物资回收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网点，并维护其合法权益；引导和管理各类组织和个人依法有序开展社区服务；正确处理好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物业管理企业的关系，支持和指导物业管理企业依法经营。
　　四、培育社区服务民间组织，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十五）大力培育社区生活服务类民间组织。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组织，使社区居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积极支持民间组织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加强引导和管理，使其在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指导、监督下有序开展服务。
　　（十六）积极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培育社区志愿服务意识，弘扬社区志愿服务精神，推行志愿者注册制度。积极动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青少年学生以及身体健康的离退休人员等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优化志愿人员结构，壮大志愿人员力量。指导建立志愿服务激励机制，使志愿者本人需要帮助时，能够及时得到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的服务。指导志愿组织和志愿人员开展社会救助、优抚、助残、老年服务、再就业服务、维护社区安全、科普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不断创新服务形式，提高服务水平。
　　五、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社区服务
　　（十七）鼓励和支持有关单位服务设施向社区居民开放。按照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原则，积极引导社区内或周边单位内部食堂、浴池、文体和科教设施等向社区居民开放。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学校、培训机构、幼儿园、文物古迹等开展社区教育活动。有关单位开展社区服务，既可以单独经营，也可以与社区组织联营共建。
　　（十八）鼓励和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社区服务业务。鼓励相关企业通过连锁经营提供购物、餐饮、家政服务、洗衣、维修、再生资源回收、中介等社区服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物流配送平台帮助社区内中小企业，实现服务模式创新，推动社区商业体系建设。对开办商业性社区服务项目的，有关部门要依法简化审批手续，维护其合法权益。积极落实各项优惠政策，鼓励下岗失业人员自办或合伙兴办社区服务组织，或通过小时工、非全日制工和阶段性就业等灵活方式参与社区服务。
　　六、加强领导和政策指导，强化社区服务监管
　　（十九）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搞好社区服务的重要性，把这项工作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实施社会救助和再就业工程、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依托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教育、科技、公安、司法行政、劳动保障、建设、文化、卫生、人口计生、环保、体育等部门，要按照社区服务发展要求加强业务指导，提高服务水平。各级发展改革、财政、商务、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进一步制定促进社区服务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工会、共青团、妇联及残联、老龄、慈善等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大力倡导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推动社区服务发展的合力。
　　（二十）加强社区服务工作队伍建设。切实解决社区居委会成员及其聘用的服务人员的生活补贴、工资、保险等福利待遇问题，并使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适当增长。经常开展对社区服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服务居民、管理社区的能力。加强对社区服务的理论研究，鼓励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和培训机构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社区服务课程，培养专业人才。
　　（二十一）加强社区服务的统筹规划和政策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级制订社区服务发展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促进社区服务各项工作的落实。要将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统筹安排，通过新建和改造，完善社区各类服务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增强服务功能。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农村社区服务的试点，逐步实现城乡社区服务统一规划，统筹发展。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帮助社区落实开展公共服务的资金、场所和人员，对社区组织开展的互助性服务、志愿服务和社会力量兴办的微利性商业服务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对社区营利性商业服务要积极引导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充分发挥行政机制、互助机制、志愿机制、市场机制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积极推进适宜产业化经营的社区服务实体的股份制改造；鼓励大型服务企业兼并、控股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社区服务单位，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参股或兴办社区服务企业。
　　（二十二）加强对社区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手段监督、管理社区服务。推动制定各类社区服务行业标准并监督执行。建立健全反映社区服务设施、服务管理、居民需求及满意程度等有关信息的采集及工作评估体系。严格财务和审计制度，严禁将救助、福利、公益款物等挪作他用。认真解决社区服务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及时查处违法违纪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保证社区服务健康发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本意见精神，结合实际，制订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意见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国务院
二○○六年四月九日

从证据调查到司法公正


主持人的话：严格地说来，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言之，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诚然，法律上的争议在某些案件中也会占有首要位置，但是，解决这些“法律纠纷”也总是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基础的。在我们复杂的司法程序中，“重调查研究，重证据”、“合法手段取得证据”等更多是停留在法律从业人员（包括公、检、法、司以及律师等）观念、思想层面上，远未深入到具体行动上。这一点单从这些法律从业人员在处理诉讼案件过程中过多地“纠缠”于法律条文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程度，而不肯更多地把功夫花费在对案件事实的“刨根问底”上就能清楚可见。目前，国内法律院系对证据法学普遍重视不够，尽管有些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并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但研究成果远不如其他热门专业——比如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等丰硕，教材老化、师资后力不足，都成为证据法学极不发达的“证据”。让人高兴的是，已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证据法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今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要起草一部“证据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何家弘博士是我国在证据调查学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一些看法对证据法学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吴运浩（以下简称吴）：现在，司法公正问题日益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确，在司法过程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枉法裁判的冤假错案，给当事人造成极大损害，甚至生命被无辜地剥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在这些冤假错案中，十有八九与司法机关在证据调查方面存在严重违法或错误有关。

何家弘（以下简称何）：的确存在你说的情况。在我们的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有时对于证据的取得、核查以及认定工作不够细致、全面，甚至采取非法手段获得证据如刑讯逼供等，造成了冤假错案。我本人曾接触过一些这类案件，案中当事人最后都被弄得非常悲惨，当然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获得赔偿，但是这些本来数量就很少的赔偿金是无法补偿当事人所受伤害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证据调查问题进行深刻反省和冷静思考。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法律传统是重实体法，轻程序法。大陆法系国家大都有这么一个倾向；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程序法相对发达得多。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传统影响很深远的。我国的法律传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刑轻民，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仍保持偏重刑事法律态势。直至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民事法律立法工作开始较大程度地发展，其中经济法日益发达。现在似乎有点“重民轻刑”的趋势。程序法随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陆续出台而趋于完善，但作为程序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法并不发达。证据问题是涉及司法公正（或者说公正司法）的大问题。目前，重视证据还主要停留在口号上，事实上并未对此提起足够的关注。我个人认为，司法公正更重要的是个案的公正，司法过程中的具体适用程序应该是公正的，否则，法官对个案能否真正公正裁决令人怀疑。假设司法机关的错案率仅是1%，那么对于司法机关来说，错案比例似乎并不算很高，但对于这些个案中的当事人来说，就是100%。错误的法律后果让弱小的当事人来承担，简直是毁灭一击！司法公正，主要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也就是案件的证据调查（其中当然包括证据的取得、核查以及认定等环节）问题，公正是最主要、最重要的。事实认定上存在偏差，那么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实际上，严格来说，司法机关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首先都不是“法律纠纷”，而是“事实纠纷”。换句话说，诉讼双方的争议多以事实为核心。尽管法律上的争议在某些案件中也会占有首先位置。但是，解决这些“法律纠纷”也总是以查明案件事实为基础的。现在有些美国学者建议把英文中的“法律诉讼”（Lawsuit）一词改为“事实诉讼”（Factsuit），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司法程序中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性。

吴：我赞同你刚才所说的“事实认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的确，如果事实认定错误，案件裁决是不可能正确适当的，司法公正显然是一句空话。而事实认定又是建立在对证据的获取、核查和认定工作之上的。通过证据来推断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较真”的话，就是为什么“一定是”或“一定不是”呢？毕竟事后收集信息的过程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差，事实是无法“原汁原味”地再现的。

何：是这样的。在一个具体案件中，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从一定角度上讲，都是“历史”。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而言的，对公安人员、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来说更是如此。在司法过程中，司法人员无法直接感知案件的真实原况，只能通过证据来了解案件的本来面目。人们在事后收集和调取的证据到底是不是反映案件真实情况——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呢？这里的确存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问题，也就是说，误差还是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司法人员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很类似，都必须通过现存的材料去查明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过去事实的重建”。诚然，无论是司法人员还是律师研究的所谓“历史事件”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而且一般都有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比如像案件中的现场证人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研究的性质，甚至也不能减少其研究的难度。当面对“过去事实的重建”时，重建准确与否，成为解决案件的关键所在。这跟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真”与“伪”相似。重建所得出的“事实”是否一定与案件发生时真实的情况严格相符？这有点像要求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要“忠于历史原貌”一样。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都有一定的倾向性，对这些事件的感知也都有一定的不完全性，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信息都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在陈述这些事件或者就这些事件作出结论时都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歪曲”。怪不得人们对于历史说“历史？得看它是谁写的！”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这样。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很难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可能大家对此在感情上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结论，但它是由人们对案件中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历史事件”的认识规律所决定的，这一点也被司法实践经验所证明。

的确，在证据调查过程中，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灰色地带”，就是证据中存在非确定性的部分，大家大都是相信科学鉴定的，认为只要是科学鉴定肯定错不了。其实不然，就拿笔迹鉴定来说吧，其中非确定性很强，很难说这个字一定是张三或者李四写的。对于不完整的指纹进行技术鉴定，也是如此。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件，就连血迹中的DNA鉴定也拿辛普森没办法，其中辩方提出的很重要的一点：这种高精技术的鉴定也存在着极小可能的不确定性。我个人认为，在进行有些技术鉴定时，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结论可能只是非确定性的一种意向，一种可能，而不是绝对肯定的意见。

吴：就目前法律体系而言，我国证据法是散见于各诉讼法中的，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以及一些法规或者司法解释，还没有一部系统的、体系化的证据专门法。今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就有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制定“证据法”。其主要理由是：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单行的证据法典。有关证据制度分别规定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之中。但限于篇幅，规定的内容过于简单，仅对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方面作了规定，没有对具体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够。建议制定一部专门的证据法，切实加强证据法制建设。

何：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上面已经提到，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证据法是极不发达的。那些散见于各诉讼程序法的证据法规则，也过于抽象，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司法人员和律师更多是从实事求是的主观态度出发，去进行证据调查，这里就缺少一种制度性的、便于操作的具体证据法规则来予以规范。对于证据法规则，不仅老百姓在观念上远远没有这个意识，就连司法人员和律师也都过于片面追求实体法律条文的理解和掌握，对诉讼法特别是证据法规则认识不足，更不用说熟练运用了。这种熟于法条、疏于证据的观念及操作倾向对准确处理案件大有弊端。许多律师不是通过正当手段为当事人积极收集有利证据，或者这方面工作做得远远不够，而是绞尽脑汁想如何规避法律，通过寻找有利法律条文来达到诉讼成功的目的，——当然，我并不否认：律师从法律规定角度精心为当事人制定辩护或代理方案是极其必要的。这里，我只是希望司法人员和律师要把更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证据调查工作上，因为这才是解决案件的根本和基础。实践经验证明，很多错案的发生都不是因为适用法律不当，而是因为认定事实有误，也就是说证据调查工作上出了问题。上面已经提到，现在律师在办案过程中也不重视证据调查工作，不愿意花大力气去收集证据。他们认为律师的“本事”就在于熟知各种法律规定，知道如何按当事人的需要来解释法律和钻法律的“空子”；甚至认为律师的“主要技能”就是善于用当事人的钱财去建立和使用方方面面的“关系”。实际上这都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和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庭审方式的改革，由纠问式逐渐转变为抗辩式，加强庭审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把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法庭上展开，由双方各自针对所提观点提供相应证据，通过举证、质证、认证，将案件事实搞清、搞透，提高判案水平，减少冤假错案。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首先要掌握的是证据规则，即案件审理过程如何让当事人举证、如何质证以及如何认定证据等等。

吴：谈到证据立法，我认为，恐怕还存在一个事先对证据法学深入细致进行研究的问题。好像目前国内尚未对证据调查形成专门一项专业或学科，除在公安专业院系及少数法学院中有犯罪侦查学课程，与此有较大关系外，在大部分法学院法学专业中对证据法学并未成为单独一门学科或课程，只是在学习诉讼法类专业课程时顺带学习。当然，这与目前社会上对经济法、民商法、国际经济法、金融法、知识产权法等热门法学专业需求非常大，而侦查学、证据学专业相对冷门不无关系。

何：客观地讲，国内对证据法学研究还相当落后，连一些基本概念认识上也并不十分清晰。比如，什么是证据？证据，顾名思义，即证明的根据。在《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里面似乎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似乎就没有必要再经过查证属实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表述得就不太严谨。也正是有这样一个概念较为模糊的证据的定义，人们对于“证据还能有假的”表现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其实，证据是真是假，只有通过司法程序认定后，才能有结论。当然，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证据也不见得一定不会假，要不然那么多冤假错案怎么出来的？！我们以往的证据法学的研究，对于国外的一些证据制度在认真研究之前就拒之门外了。例如备受批评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前我们曾错误地认为：“自由心证”是说法官在证明案件事实时可以不顾客观规律随心所欲地想怎么证就怎么证，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证据理论，是反科学的证明观。其实，自由心证制度是相对于法定证明制度而言的。法定证明制度是指证据规则事先被制定出来，法官只能据此认定证据的价值，而自由心证（英文翻译应为自由证明）制度则是法律对于证据规则事先并不作规定，由法官来使用和裁决，只要求法官对证据认定要达到“内心确信”。自由证明制度主要主张是各个具体案件情况各不相同，社会生活也是不断发生进步和变化的，立法者事先无法制定一套恒定不变的证据规则，所以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证据的权利。自由证明和法定证明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给法官评断和运用证据的自由。换句话说，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评断每一种证据价值的标准，还是让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评断。当然，即使是在主张自由证明制度的国家，其司法人员的证明活动也不是毫无规则的。不过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证明的思想。鉴于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法治化进程需要的时间还很长，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在证据立法思路上应以趋向法定证明制度为宜，使证据规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然还要同几个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相互协调。这是另一个问题了。

吴：现在，不少的法律服务机构比如律师事务所成立了社会调查业务部，代理进行商务调查、诉前取证等。有的号称“私人侦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等。当然，我们国家还不允许出现私人侦探。有时，我在担心这样一个问题：证据取得手段或途径一定要合法、正当。这种担心在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不少冤假错案，就是因为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导致而成的。

何：你所讲的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问题涉及证据调查法学上的证据排除规则。就是说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够作为定案的依据，尽管这些证据是真实可靠的，而且确确实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它们仍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这是因为获得这些证据的手段不合法。在美国，司法制度中对此专门有所涉及。这就是所谓“毒树之果”法则（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指的是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也一定有毒。对这一观点，我们有时无法全部理解和接受，以为“只要对破案和判案有利，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哪怕是违法的手段”。这还是与我们不重视司法程序的合法性的观念有关。目前，我们的法冶环境日益进步，司法程度的合法性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证据调查工作中越来越重视手段的合法性。

吴：还是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上来吧。现在从中央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都十分关心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问题。目前，就法治环境而言，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要加强证据调查立法工作，提高证据调查水平。

何：纵观我国法治建设，其中落后环节是执法，即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准。司法过程中的此类现象实在太令人担忧了。从目前法律体系来说，我们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已经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但突出问题就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这里所提到的执法不严也包括执法不准。“严而不准”等于“不严”。提高执法水平必须以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因此必须强调证据的重要性，必须强调证据调查工作的重要性。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人们在司法活动中必将越来越重视证据。“重证据”必将从一个抽象的执法口号发展为一系列的执法行为规则。而证据调查工作也必将成为各种司法活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何家弘：男，满族，1953年生，198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刑侦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物证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理事，国际刑法学会中国分会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现已出版《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审讯与供述》、《刑事证据大全》、《外国犯罪侦查制度》、《法律英语实用教程》、《毒树之果——美国刑事司法随笔》、《域外痴醒录》、《证据调查》（与他人合著）以及《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等四部推理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