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关于加强管理直销企业从事直销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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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水文管理条例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三十六号〕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2005.06.02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水文专业规划与水文站网建设管理

　　 第三章 水文、水资源监测及资料管理

　　 第四章 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

　　 第五章 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和监测设施保护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文管理，促进水文事业发展，发挥水文事业在防汛抗旱、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作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站网规划、建设与管理，水文、水资源监测、调查评价，水文情报预报、分析计算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流域机构基本水文测站的水文活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的水文管理工作。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水文机构负责实施本省水文管理的具体工作。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和协助派驻在当地的水文机构开展工作。

　　第四条 省水文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国家和本省有关水文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

　　（二）负责为防汛抗旱、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等活动提供水文服务；

　　（三）负责本省水文专业规划的具体编制和实施；

　　（四）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统一收集、审查、汇编水文资料；

　　（五）依照有关规定负责水文情报预报及发布；

　　（六）负责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分析计算；

　　（七）负责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和监测设施的保护；

　　（八）开展水文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先进技术；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将水文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预算，并在水利基本建设经费中划拨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水文基础设施建设。

　　为工程建设服务的水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当纳入工程预算；水文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设计、施工。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安排适当资金，支持水文事业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六条 从事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并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和设施的义务。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水文专业规划与水文站网建设管理

　　第九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本省的水文专业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需要变更或者调整的，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条 水文专业规划包括各类水文站网、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水文信息业务、水文科技发展、站队设置和建设等内容。

　　水文专业规划应当依据国家水文技术标准编制，并与流域综合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及相关专业规划相协调。

　　第十一条 国家重要基本水文测站的设立、迁移、改级、裁撤，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他基本水文测站的设立、迁移、改级、裁撤，由省水文机构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专为防汛、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等公益性事业需要增加水文测站或者在基本水文测站上增加监测项目，由省水文机构按照水文专业规划和技术标准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因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设站技术标准；

　　 （二）监测专用技术装备和计量器具符合国家和行业技术装备标准；

　　 （三）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四）不与基本水文测站重复建设。

　　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审批时限、程序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并公布。

　　第十四条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企业事业单位具有相应资质的，由申请单位建设和管理；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委托省水文机构建设和管理。

　　企业事业单位撤销专用水文测站，应当向原审批机关备案。　

　　 　第三章 水文、水资源监测及资料管理

　　第十五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的标准、技术规范，组织实施水文、水资源监测，并保证监测质量。

　　第十六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对河流、湖泊、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等的水体进行动态监测、评价。

　　水体受到污染可能危及用水安全或者发生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时，省水文机构应当适时监测，并将监测结果向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省人民政府报告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监测结果，并按照规定公布。

　　第十七条 水文、水资源监测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认真履行职责，及时准确收集、传递实时水文情报信息，不得漏报、错报、谎报。

　　第十八条 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总、审查管理制度。

　　省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全省水文、水资源数据库，对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进行统一汇编、审查、管理，并向社会公开提供使用。

　　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专用水文测站，应当无偿向省水文机构报送、汇交水文、水资源监测数据资料，其报送、汇交的水文、水资源监测数据资料不得伪造、涂改。

　　 第十九条 下列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应当由省水文机构审定：

　　 （一）编制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重大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使用和依据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

　　（二）工程设计使用和依据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

　　（三）水资源调查评价和水环境影响评价使用和依据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

　　（四）重要的取水、排水和排污口设置、改建、扩建使用和依据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

　　（五）水事纠纷、水行政案件裁决等执法活动使用和依据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活动使用和依据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

　　省水文机构应当保证其审定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真实、准确。

　　第二十条 省水文机构的水文、水资源监测成果属国家所有。

　　委托监测形成水文、水资源监测成果的归属，由委托人和监测单位约定；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监测成果属监测单位所有。

　　第二十一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为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水资源保护等涉及公共安全及其他公益性活动，无偿提供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成果。为经营性活动提供专门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分析研究成果，实行有偿服务。

　　有偿使用省水文机构的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成果的收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核定，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章 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

　　 第二十二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收集水文、水资源情报，编制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并按规定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

　　第二十三条 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实行向社会统一发布制度。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水文机构，按照规定向社会发布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

　　新闻媒体刊播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必须使用前款规定的发布单位所提供的信息，并标明发布机构的名称和发布时间。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或者破坏水文无线频道、信道和有线通信线路。

　　邮政、电信等部门应当准确、及时地传递水文、水资源情报预报信息。

　　第二十五条 省水文机构借助公路、桥梁进行水文、水资源监测作业时，交通、公安部门应当提供方便。

　　　 　第五章 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和监测设施保护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损坏或者擅自使用、移动水文测站的监测场地、道路、标志、测报设施、设备和测船码头。

　　第二十七条 水文测站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以下标准划定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保护区：

　　 （一）水文监测河段基本断面的上、下游各400米为界，两岸有堤防的河段以河堤为界，无堤防的河段以两岸最高洪水位以上1米为界；

　　 （二）水文监测场地周边以外10米为界，或者按照场地周边以外的障碍物与地面固定仪器的距离，不少于障碍物顶部与仪器顶部高差的两倍划定。

　　省水文机构应当对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保护区范围设立地面标志或者界牌。

　　第二十八条 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保护区禁止下列活动：

　　 （一）建设、设置影响水文、水资源监测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障碍物；

　　 （二）种植林木和高秆农作物；

　　 （三）擅自挖砂、取土、采石、钻探、埋设管线或者进行爆破作业；

　　 （四）倾倒垃圾、堆放物料；

　　 （五）在监测断面或者监测场地上空架设影响水文、水资源监测的线路；

　　 （六）在水文、水资源监测断面取水、排污；

　　 （七）其他影响水文、水资源监测作业的活动。

　　 第二十九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应当避免危害水文、水资源监测环境和监测设施。

　　因工程建设确需迁移或者改建水文测站和测报设施的，应当征得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迁移或者改建的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拒不报送、汇交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改正，并予以警告；伪造、涂改水文、水资源监测资料的，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坏的，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除障碍物，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清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依照本条例处以一万元以上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七条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省水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漏报、错报、谎报重要水文情报信息，延误水文情报信息传递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由一起盗窃案谈共同犯罪中同案人供述的证明力问题
------兼论“补强证据规则”

涪陵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吴登伟

基本案情：
2007年7月31日晚，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和在涪陵区龙潭镇街上，由沈某、廖某和勾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游某价值人民币3600元的摩托车一辆，该车由犯罪嫌疑人廖某单独销赃，所获赃款由犯罪嫌疑人沈某、廖某、勾某分用。
2007年8月初，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与同案人廖某、勾某在涪陵区百胜镇街上，由沈某具体实施盗窃行为盗得失主刘某价值人民币3400元的摩托车一辆，后该车被公安机关查获没收。
证据分析：
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自己参与了盗窃。对龙潭街上次盗窃，其辩称站在大约100米远的地方，虽知道其余三同案人盗窃，但并未参与盗窃的共谋，也未实施盗窃行为和分得赃款，对该次盗窃，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后二人因该两次盗窃已被判刑）则供述称，周某知道并同意了盗窃，其站在远处是起望风的作用。廖某供称“未分与周某赃款，是因为我们吵了架”。对百胜街上次盗窃，犯罪嫌疑人周某辩称“因为我和廖某吵架了，开始我不想去，他们中的一人喊我去耍，我是跟沈某、廖某和勾某一路去耍，未实施盗窃”，同案人沈某供述称“是我和周某盗的摩托车，推摩托车的时候，周某搭了一把力”，同案人廖某和勾某则供述称“是沈某和周某去偷的摩托车，具体怎么偷的不清楚”。同时，本案还有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等证据在案。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分歧观点：
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共犯之间的口供只要可以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量刑，本案除周某外的各同案人的供述基本能相互印证，故可认定周某构成盗窃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仍然是口供，不能互为证人。运用共犯的口供，仍然要坚持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这种观点同时认为，如果同时具备如下条件，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一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排除了串供的可能性；二是各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口供是依法获得的；三是各被告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各犯罪嫌疑人都到过现场以及各自在现场的活动；四是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犯罪同案人之间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各犯罪嫌疑人之间口供一致，可以相互印证，也不能仅据此就对其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同时，在有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补强作用足够时，可以依据同案人的供述与其余补强证据之间形成的证明体系来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若补强作用不够，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据此，本案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构成盗窃罪的证据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首先笔者并不赞成第一种观点。同案人的口供对其他犯罪嫌疑人来说，在证据种类上，笔者认为仍然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不属于证人证言。所谓犯罪嫌疑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承认犯有某种罪行所作的交待。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构成证人证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作证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之外的人，同案人口供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嫌疑人，故在证据种类上不属于证人证言。
同时，在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证明力大小，能否成为对其余犯罪嫌疑人的定案依据，笔者认为，还应当将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没有其他证据，仅有同案人口供的情况。笔者认为，在此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深究该条之立法精神，笔者认为该条中的“犯罪嫌疑人”既包括单一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亦包括共同犯罪的的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其他证据与同案人口供相互印证的情况之下，同案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客观性就无法得到确认。同时，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存在非自愿供述与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因为处于同一追诉程序中的共同犯罪人很有可能为了推托罪责，或者争取立功表现而作虚假供述。在有犯罪嫌疑人另案处理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另案共犯的供述在证据种类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其言词的真实可靠性仍然值得怀疑。即使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一致，供述之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故以不确定的口供来证实口供，其结论也依然是不确定的。因此，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即使口供之间能相互印证，依然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故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笔者均不支持。
第二种是共同犯罪案件中，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口供真实可靠的情况。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对同案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了解得最为直接和彻底，若其口供能在有他项证据以辅证下，真实可靠性得到证实，则该口供的证据能力就应该得到肯定。因此，这就要求办案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过程中，不应只注重同案犯罪嫌疑人之口供，而应积极搜集其余证据以补强犯罪嫌疑人之口供，使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锁链。注意搜集和运用其余证据，就必定涉及到证据规则中补强证据规则的运用。
所谓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法律规定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充说明其证明力的一项证据制度。该项证据规则主要应用于英美法系，且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包括口供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方面。在英美证据法中，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自白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在对每一事实的虚假性进行证明时，对进行这种证明的证人证言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也对口供补强作了相应的规定，虽然该规定较为笼统，但仍然可以认为刑诉法确立了补强证据规则，即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而补强证据须达到何种证明程度，才能与被补强证据共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法律对此没有也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只能由审理案件的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并作出裁判时，也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法律的规则，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补强证据以及被补强的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强弱进行判断，并以此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果补强证据与被补强证据相互结合，能够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则可以对其所审理的案件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相反，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结合本案来看，首先，同案人廖某、勾某的供述，并不会因为二人与犯罪嫌疑人沈某、周某不处于同一追诉程序，在证据种类上就为证人证言，而仍然为被告人供述。犯罪嫌疑人周某一直否认其参与了盗窃的共谋和行为的实施。其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在证实周某参与盗窃共谋和实施了盗窃行为两点上，大体上能保持一致，但在细节上却不能相互印证。龙潭次盗窃，在盗窃现场，犯罪嫌疑人周某站在约100米远的地方，在此次盗窃中其作用均来自三同案人的口供，这几份口供对周某之作用的证实，因为无证据证明四人事前明显的共谋与分工，所以该“证实”可以说是均来自三同案人的“臆测”，并无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实为“无证据的断言”。对百胜次盗窃，也仅有同案人沈某的供述证实周某在盗窃过程中有何具体行为。笔者认为，本案能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周某参与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同时，本案虽有被害人失主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但该两项证据仅能证实摩托车被盗与犯罪嫌疑人廖某销赃的事实。就算该两项证据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强同案人沈某、廖某和勾某供述的真实性，但在证实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参与了盗窃的事实上，关联性不大。再则，廖某与周某之间有矛盾（双方都称有吵架的事实），不能排除该三同案人虚假供述的可能，也就无法利用该“不真实的事实”来进行“事实推论”，故该两项证据对同案被告人沈某、廖某和勾某的供述所起的补强作用并不大，证明力不强。同案人之口供、被害人的陈述与收赃人的证言这几项关键证据之组合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仍然存在犯罪嫌疑人周某知晓盗窃且在现场，但仅为知情者而非犯罪者的可能，此时，本案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否构成盗窃罪上，应该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其作“无罪推定”，认定其构成盗窃罪的证据并不确实、充分。
近几年来，西方刑事理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的推广与深入，要求办案人员在搜集和审查把握案件证据的时候，不应太依赖“口供”这个“证据之王”，否则会有 “强行定罪”之嫌。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利用同案人的供述来证明其余同案人构成犯罪时，必须运用补强证据规则，借助其他证据来进行补强。并且，其余证据对同案人供述的补强，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唯有如此，认定不招供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才确实、充分。